我国低无罪率的现状分析及根源探究

无罪率分狭义与广义。无论与英美法系国家还是与大陆法系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无罪率长期以来呈现较低水平（不足0．2％），2009年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仅0．12％）。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年内，我国低无罪率的状况不会有实质改变。探索低无罪率背后的根源有以下几点：从举证责任角度考虑，我国现行起诉标准与有罪判决标准高度一致是导致有罪判决普遍的主要原因。更多导致我国无罪率低的原因来自法律之外。检察机关的主动撤诉是我国无罪判决少的最重要原因。我国现行撤诉比例在15％左右，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凭借经验将可预见的无罪判决案件通过撤诉等方式使之提前退出审判程序。此外，法律对检查机关职权的规定与检查机关对检察官管理考核的工作制度不完全一致，导致检察官更加关心有罪的裁判结果；无罪推定原则缺失，刑事诉讼配套机制缺失也是我国无罪率低的重要原因。

我国低无罪率原因探析

低无罪率是我国司法审判的主要特征之一，本文着重从历史层面、认识层面和制度层面分析导致我国无罪率过低的原因。并分析其对我国法治进程和人权保障的影响。

论我国无罪判决率低现状的困境——基于1996—2015年无罪判决情况统计的分析

我国的无罪判决率经历了短期的攀升后便处于下降状态,近年来持续在千分之一以下。这种异常的状况是怎样产生的,低无罪判决率是否代表着高质量的司法水平,面对数十起冤假错案,我们应该看到大量无罪案件通过多种方式被"消灭"。通过对1996—2015年无罪判决情况的分析,无罪判决率低主要是由于理念未树立、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严峻的现实困境以及国家体制的特殊性造成的。

刑事案件无罪判决率“低迷”的分析与改善建议

我国刑事案件无罪判决率处于"低迷"状态,无罪判决大有流于形式之势。通过对刑事案件无罪判决现状的分析并探求其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无罪判决被形式化的建议,以使无罪判决机制真正实现防范和纠正冤假错案的重要功能。

浅析绩效考核与检法关系——以无罪判决率为视角

在中国司法改革进程中,检法两家起着关键性作用。由于我国法律赋予两家的权力与地位不均衡,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问题,由此折射出来的检法关系也成为学者研究探讨的热点。基于权力分配不均这一根源,多数学者持有检法冲突的论断。本文以无罪判决为切入点,通过数据统计分析无罪判决率的现状,初步考察司法绩效考核制度,根据该制度的影响,揭示检法两家在无罪判决上呈现出来的合作与协商关系,并对这种关系的合理性进行剖析。

论法检绩效考核影响无罪判决率的症结及对策

无罪判决是司法公正的重要标志,然而,由于我国法检系统内部不合理绩效考核制度的存在,限制了应有的监督、制约机制的发挥,导致无罪判决率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对于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无罪判决率低的障碍及对策

无罪判决是体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标志之一,而近年来,我国无罪判决率一直趋低。这与我国审判观念偏差、司法机关绩效考核机制、以撤回起诉代替无罪判决等因素有关。因此,需用理性的眼光看待无罪判决、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矫正司法机关不合理的奖惩机制及严格恪守刑事审判原则以破解无罪判决率低的困境,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

两大法系刑事证明标准与无罪判决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通说认为,在刑事诉讼中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是内心确信。前者是一种证伪标准,后者是一种证实标准。基于科学逻辑中证伪与证实难易程度的不同,似乎表明证明标准是两大法系无罪判决率殊同的原因。但是,通过证明标准模型的比较分析,英美法系的"搭积木模型"与大陆法系的"准拔河模型"虽然形式不同,但是实质相同,证明标准不是影响两大法系无罪判决率的因素。

论无罪判决及其消解程序——基于无罪判决率低的实证分析

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无罪判决率在经历一个三年的攀升阶段后,便一直下滑,而且无罪判决的作出也越来越难。这一现象持续至今。但在无罪判决率低下的背后,却隐藏着大量可能作出无罪判决的案件,这些案件被以各种方式消解掉。无罪判决消解,在当下有着深刻的"现实需求",政法系统与当事人之间、公检法之间的关系深深影响着法官的选择。较低的无罪判决率在我国当前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继续存在,我们需要正视无罪判决率低和无罪判决消解程序的存在。为了防止当事人合法权益在无罪判决消解程序中受到侵害,有必要实现无罪判决消解程序的正当化。

无罪辩护实证研究--以无罪辩护率为考察对象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如果站在客观而非意识形态的立场评估的话,低无罪辩护率首先是一种客观现象,它是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高认罪率决定的,控方质量的日益提高进一步巩固并降低了无罪辩护率。在这个意义上,没必要也不应该赋予无罪辩护率太多的价值期待。当然,在另一方面,低无罪辩护率还是能够反映出刑事辩护存在的问题,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刑事辩护制度资源不充分问题,而且对律师从事刑事辩护业务及辩护策略带来了负面影响。而律师基于"自我利益最大化"而非"被追诉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考量进一步夸大了这种影响。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定罪量刑规则研究

或囿于认知误区,或源于立法疏漏,刑法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配置明显轻微。轻刑化的立法配置,使刑事司法在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行为定性时广泛援引《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出罪,在有罪判决中频繁适用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规定,导致该罪呈现高无罪率与高非实刑率的态势。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益具有同质性,对该罪的轻刑化立法配置,是造成定罪量刑失衡与犯罪黑数高的重要原因。应当对本罪的立法与司法进行理性调适:在立法上,宜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进行重新配置,参照拐卖妇女、儿童罪设置三档法定刑;在司法上,应当从严打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行为,提高实刑率,以增强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制裁的实效性。

优化刑事案件绩效考核机制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饱受诟病的法、检、公的绩效考核机制迎来重大变革。优化绩效考核机制应遵循司法规律,立足刑事办案实际,以建立科学、简化、合理的绩效指标体系为目标,从而实现其激励、督促功能。

公诉案件撤回起诉权的限制与规范——以审判权对公诉权的制约为视角

A直辖市2012—2017年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运行现状表明,撤回公诉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无罪判决率。于检察机关而言,申请撤回起诉已异化为规避无罪判决的手段;于审判机关而言,则表现为撤诉审查权的虚置与二审程序的救济无能。统一上位法的缺失和多部门规定的杂糅是造成撤回起诉异化现状的部分原因,但现行法律规定并未失去指导意义。分析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条文规定可知,公诉机关的撤回公诉申请权在属性方面仍属于请求权,因此人民法院有权通过审查申请时间、撤诉理由等因素来决定是否准许撤回公诉。一审"被告人参与+必要实体审查"的审查模式与二审"裁定+判决"的救济模式,可以在现行法框架内改善我国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人民法院可通过吸收被告人意见、分诉讼阶段审查等方式促进法院落实实体审查权,并且通过允许二审法院改判的方式拓宽被告人对准许撤诉裁定的救济途径。

从刑事法律文化视角探析无罪判决率低的原因

我国无罪判决率在近二十多年来一直处在极低的水平，严重违背了司法规律，探析其背后的形成原因尤为必要。本文抛开对刑事诉讼制度层面问题的关注，从案外的刑事法律文化视角进行切入。在传统刑事法律文化观中，表现为刑法中的重刑主义和威慑作用、“绝对还原主义”的传统诉讼误区、传统报复刑观念的残留、生命敬畏观的缺失、逻辑思维的缺失五个方面；此外，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下的可容忍性；社会惩治体系的缺失。以上三个因素共同阻碍了无罪判决的作出，有必要从案外法律文化视角对社会公众进行观念引导。

论我国公诉案件的无罪处理机制

我国公诉案件的无罪判决率低长期以来为人诟病。但是,批判极低无罪判决率的学者却忽视了无罪化处理的实践,这些实践在刑事诉讼各环节中不断地将部分案件排除在刑事追诉之外,从而在审判之前有效地剔除了大部分可能被判处无罪的案件。因此,无罪判决率低是我国刑事诉讼无罪处理机制运作的必然结果。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无法充分抵御案外因素造成的影响,这使得公诉案件的无罪处理机制可能被限制甚至完全抑制,并最终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

司法潜见对定罪过程的影响

如何看待无罪率,折射出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以32万刑事判决为样本,对其中的有罪判决与无罪判决进行量化比较,结果发现,无罪与有罪的司法决定不完全取决于案件基本事实是否符合实体定罪条件,它还与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某种司法潜见有关。司法潜见源于证据信息不对称、实体性暗示、控辩力量对比悬殊、控方对案件的初选等四类背景信息,使司法人员对案件是否有罪的最终结果早有心理准备和预期。司法潜见包括无罪潜见,也包括有罪潜见。由于司法潜见的存在,一些有罪判决是实体定罪条件与有罪潜见的综合产物,因而零无罪率是不可能的。司法潜见位于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二元分析框架的盲区,只有在坚持形式理性的过程中,自觉控制司法潜见的影响,才能实现对公民刑事法权利的平等保护。

《“捕诉一体化”的实践样本》系列报道之二 有本有原:从与“捕诉一体”到“两高一低”的严峻现实

众所周知,围绕“捕诉分离”与“捕诉一体”的学术之争,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所以,试图按“快刀斩乱麻”的思维定势在短时间内“统一思想”并做到“整齐划一”是不现实的。但在现行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却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在行业内众所周知的“高批捕率”“高羁押率”和“低无罪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