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中无罪辩护的实践图景与理论反思

关于被告人认罪认罚后辩护人能否进行无罪辩护问题,存在诸多理论探讨。基于判决书的实证研究发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过程中,确实存在被告人认罪认罚后辩护人仍进行无罪辩护的矛盾现象,但从结果来看,这种利益兼得的辩护方式效果欠佳。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源自辩方基于经济人理性作出的选择,以及辩护人基于独立辩护权的勤勉履职和表演心态等主观因素,同时也与对抗性司法传统理念根深蒂固、协商型司法程序机制尚不完善等客观制度因素相关联。其实质是我国对抗性司法迈向协商型司法的过渡性产物,应在容忍其存在的前提下进行规制。未来的完善路径需要以整体主义视角重构独立辩护权,构建认罪认罚真实性的实质审查模式,强化庭前会议的前端分流作用,并进一步完善协商型司法中辩护人的程序权利保障。

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无罪辩护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协商式司法模式”之称,在认罪认罚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仍有辩护律师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与证据规则适用等层面作无罪辩护。事实认定的准确性、罪刑法定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构成了此类无罪辩护的正当性基础,认罪认罚制度的包容性、辩护人的有限独立地位及职业伦理、防范冤假错案的需求以及形成多元辩护合力的需要也为其提供了合理空间。律师在此类案件中作无罪辩护时应注重辩护意见的有效性,确保辩护策略形成的协同性。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应当尊重和保障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律师无罪辩护。

无罪辩护的困境与破解途径解析

无罪辩护是确保公正审判并维护个人权益的重要原则,也是避免出现冤假错案的重要程序,但是,其在具体实施中也面临一些困境,尤其是律师经常会面临调查取证难、有一定危险性、意见难以被采纳和“疑罪从无”原则的压力等。基于此,提出破解途径:(一)取消对调查律师取证权限的限制;(二)降低无罪辩护危险的措施;(三)判决应明确回辩意见;(四)按照责任标准执行。

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无罪辩护

在被追诉人已经认罪认罚的情况下,辩护律师依然坚持无罪辩护,很有可能达不到期待的辩护效果,反而会使当事人陷入实体和程序上的双重风险境地。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大力推进,律师的辩护也应发生相应改变,即辩护的重点转为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明智性及合法性,辩护的形态由对抗式转为协商式,辩护的重心前移至审前阶段,辩护的思路转为程序性辩护等。

罪刑法定原则的限缩适用——为“洞穴杀人”而做的无罪辩护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法治文明社会的基石之一,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由最初的绝对法定性发展为现今的相对法定性,为各国解决或者缓和了大量争议案件。然而,罪刑法定原则从绝对法定发展到相对法定后仍有其局限性,无法解决所有的争议案件,尤其是法与理之间如何断论,现有的相对罪刑法定原则不能解决一些重大刑事难题。《洞穴杀人》中十四位法官提出的十四种观点各自为被告提供了有罪或者无罪的判定。在结果上,十四种观点对被告二弃权六入罪六出罪的判决让该案仍无进展。罪刑法定原则的限缩适用观点的提出为“洞穴杀人”被告出罪提供了新的辩护思路,通过探究何为罪刑法定原则的限缩适用并为“洞穴杀人”的被告作无罪辩护,以此打破现有十四种法官的判定僵局。

认罪认罚从宽与无罪辩护

近日的一次研讨会上,就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律师可否作无罪辩护进行了热烈地探讨。争议多多。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认罪了,还谈何无罪辩护!另一种观点认为,认罪不一定有罪,况且事实、证据是否能够定罪,律师依法当然可以作无罪辩护。

浅议无罪辩护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条规定不仅明确了辩护人的责任,而且为如何具体辩护指明了方向。也就是说,辩护人在为刑事被告人进行辩护的时候,主要是从无罪或轻罪两个方面进行。显然,参加大量辩护活动的律师,无罪辩护必然成为其辩护活动的重要内容。当然,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刑事案件大量的是公诉案件,在审判前一般都经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认真的侦查和审查起诉,起诉后又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查、调查才决定开庭审理的,从总的来说,由于定性错误,将无罪认定为有罪加以起诉和审判的情况并不常见,因而无罪辩护的情形不是很多。

无罪辩护与罪轻辩护的博弈分析及其治理策略

无罪辩护与罪轻辩护的选择问题是困扰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难点问题。从博弈论的视角探究在中国无罪判决率较低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律师与被告人在辩护市场中基于各自利益而做出的“逆向选择”与“廉价磋商”行为。通过构建混合策略博弈模型,探析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辩护律师与被告人在选择无罪辩护或者罪轻辩护时可能产生的四种典型情形:被告人和辩护律师都坚持无罪辩护;被告人坚持无罪辩护,而辩护律师坚持罪轻辩护;被告人内心认为有罪,而辩护律师坚持无罪辩护;被告人认为有罪,辩护律师也坚持罪轻辩护。通过分析博弈模型得出的结果,以被告人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提出辩护律师与被告人在无罪辩护与罪轻辩护之间抉择产生分歧的内在解决机制与综合治理策略。

无罪辩护效果实证分析

辩护效果是考察无罪辩护的重要指标。实证研究表明,无罪辩护效果可能表现为侦查阶段的销案,起诉阶段的不诉和审判阶段的无罪判决、撤诉等,呈现出独特的中国面貌。一方面,由于无罪处理制度空间狭小及不当的辩护策略等因素使得我国的无罪辩护效果很差,无罪辩护意见很难被官方采纳,其中以无罪判决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律师的努力和官方在法律与外部压力之间的能动作用,使得无罪辩护对刑事案件的处理产生一定影响,表现为对起诉阶段案件定性及审判阶段量刑的影响。

无罪辩护的价值思索——兼论我国律师行使无罪辩护权陷入困境的原因

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控辩关系失衡,立法上对辩护权的重视度不足而导致司法实务中无罪辩护没有得到充分运用。本文从理论上对无罪辩护的根据进行分析,说明无罪辩护存在的正当性与其在现代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分析我国目前的律师行使无罪辩护权陷入困境的原因,论证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和关键所在。

人体之美的无罪辩护

大凡美的东西在现实中往往要轮番上演一出出悲剧和喜剧,人体之美尤其如此.在这方面,要数古希腊雅典城的美女弗丽娜的奇遇最为典型,美的人体使她被判死罪,美的人体又使她喜获新生.短短一瞬,她便神奇地演出了三幕生——死——生的喜剧、悲剧和喜剧.

变与不变:新《刑事诉讼法》对无罪辩护的影响

刑事诉讼制度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对刑事司法实践带来较大的冲击和影响,无罪辩护也不例外。2012年再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和诉讼程序均进行了重大变革,可以预期这些制度变化将会对无罪辩护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尽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无罪辩护的影响尚未充分表现,但初步分析表明,其对无罪辩护率、无罪辩护机制和无罪辩护效果都带来了较明显的积极影响。当然,这种积极影响不仅依赖制度本身的变革,还需要诉讼理念革新、司法改革成功及相关配套措施到位的保障。

有感于中国的无罪辩护

"无罪辩护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在网上随处可见,本文从一篇帖子入手,对中国无罪辩护之现状进行了阐述,并总结归纳了无罪辩护的技巧和策略,以资共勉.

试论无罪辩护

阐述我国辩护制度和辩护的种类,提出无罪辩护应当是最常见和最基本的辩护形式;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立足无罪辩护的法定理由,分析论证无罪辩护在当下中国司法环境下的存在空间,并指出正确认识无罪辩护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

浅析无罪辩护的途径

辩护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被追诉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作为辩护权应有内容之一的无罪辩护，在我国现有的司法环境中却走得尤为艰难，严重侵犯了被追诉人的权益，损害了国家的司法形象。

对无罪辩护基本思路和方法的理论思考——以事实是否清楚、有无争议为界

刑事诉讼法享有"小宪法"之美称,最大的要义在于保障人权。在控辩双方实质不平等的前提下,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就更为重要,而无罪辩护则是保障被追诉人的终极目标。庭审中依事实是否存在争议,无罪辩护可分为两大基本情形。虽然刑事辩护的实务性极强,但在诉讼法理上无罪辩护也有其基本的思路和方法。

无罪辩护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无罪辩护相比较罪轻辩护而言,由于其直接关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个案中直接体现生命权、人身自由权是否将会被剥夺的问题,因而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无罪辩护还关系到律师"护法维权"群体形象的树立和我国的律师制度、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能否取信于民的大问题。法律赋予了辩护人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的权利,但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无罪辩护难"的观念在律师界和学术界却早已形成共识。

我国无罪辩护的困境思考

我国立法上有保障律师辩护权的明确规定,然而无罪辩护的现实命运却不是立法所能简单决定的。特别是办理刑事案件而蒙难的律师人数不断直线上升的现状,使我国无罪辩护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在分析无罪辩护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和律师操作建议。

论无罪辩护

无罪辩护是刑事辩护的最高层次,拥有的空间相对狭小,但是不可否认仍存在成功的无罪辩护案例。本文从无罪辩护的概念及生存根源和生存基础,分析了无罪辩护的法定理由及当下无罪辩护的出路。在现阶段的司法现实中,辩护人只有充分运用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才能进一步提高无罪辩护的成功率,从而推进司法进步。

无罪辩护后的思考

文章通过剖析一宗无罪案件阐明,在当前的经济改革中,司法人员研究和处理经济犯罪案件,必须注意的三个问题:一是司法人员必须具有高度的政策水平,认识新的经济形式和法律关系;二是必须划清民事经济活动和犯罪行为的界限;三是区分法人和自然人的各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