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无讼”文化发挥更积极作用

古代社会所倡导的“无讼”理念,并不是主张杜绝纷争以及解决纷争的诉讼,而是提倡努力减少纷争,并尽可能用不通过官方诉讼的方式解决纷争。今天,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人们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诉讼案件数量逐年增长。然而,司法资源相对有限,司法机关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此背景下,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代表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构建源头防控、排查梳理、纠纷化解、应急处置的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实践价值。这一模式与传统的“无讼”理念有许多相通之处,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生动体现。

“天下无讼”价值追求的古今之变

“天下无讼”的价值追求是中华法系精神和智慧的集中体现。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伦理是社会生活的基点,人的本质为伦理人,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应以伦理为前提。以伦理为基点,以天下为方法,以无讼为旨归,视君王和官吏为实现“天下无讼”的责任主体,借助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类文体传播“无讼”义理,通过司法制度和民间调解等多重路径践行“天下无讼”价值追求,是中国人处理纠纷的特有智慧。虽然在近代以来遭遇了崔东壁、熊十力等人基于内在理路的强烈批判,也有着因应时代之需和外在冲击而发生的主体、理念与模式之变,但“天下无讼”之价值追求仍有着历久弥新的“变化中的不变”。这背后就是中国人认知内外世界、处理内外纠纷的独特的思维逻辑与行为方式。此种逻辑与方式既以早期中国司法理念为文化基因,又有着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赓续传统、焕发活力的时代动因,是理解中华法制文明、重塑新型中华法系的一把“锁钥”。

嵌入与自主:转型社区纠纷化解的内在逻辑--以成都市D社区无讼建设为例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村庄向城市社区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转型社区的过渡形态。转型社区面临传统性治理模式断裂、现代性治理体系尚未建立,居民关系重构,多元利益分配机制缺失等难题。复杂的治理情境下社区矛盾纠纷不断,传统纠纷化解手段失效,现代法治策略难以广泛接受,数量激增、类型多元的纠纷事件影响了基层治理的稳定性。文章以成都市D社区无讼社区建设为案例,研究发现:通过观念、制度、技术等外部嵌入与治理主体吸纳、治理规则培育等内生自主的有机结合,可以实现纠纷的有效化解和溯源治理;在嵌入和自主策略的运用过程中,呈现出不同阶段侧重点的不同,这为更好理解嵌入性自主、总结基层纠纷化解策略提供了现实启示,有助于实现矛盾纠纷治理的溯源化、精准化、持续化,推动转型社区治理能力稳步提升。

社会治理新模式:少数民族无讼村屯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无讼村屯治理模式是在无讼文化回归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多重治理政策合力作用下产生的。少数民族无讼村屯将无讼文化、基层治理、民族团结这三个分别具有传统属性、现代属性、民族属性的概念有机结合,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可靠尝试。融合少数民族元素从主体、布局、方略、考核以及激励机制等方面,探究极具文化特色无讼民族村屯的建设实践,挖掘无讼民族村屯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剖析阻碍无讼民族村屯实现社会价值的根本原因,明晰无讼民族村屯建设中主体定位偏差、纠纷解决机制局限性,以及“三治”元素缺失的建设生态。针对其建设生态,直面少数民族乡村基层社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建设者宜构建一核多元、调解高效、“三治”元素与民族元素相融合的少数民族无讼村屯治理模式,以真正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多重政策要求,从而有力地推动少数民族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无讼:孔子礼治思想的表达

在儒家道德观的统摄下,传统诉讼文化大多对诉讼持消极态度。实际上,这种消极态度源于对孔子“无讼”思想的曲解。孔子的“无讼”思想侧重点不在于诉讼本身,而在于对礼治的追求。其实现“礼治”的方法主张有三:(一)“富之”“教之”,以去民之“争心”;(二)以礼率法,对于不能“教之”或看似合乎法却违于礼之人,则不排斥刑罚的使用;(三)公正司法,让有理之人敢于诉讼,让无理之人耻于诉讼,进而恢复社会人际关系之和谐。

启蒙话语中的“无讼”景观

通过引入"无讼"这一法律文化概念,可发掘出一类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无讼"。启蒙话语中的"无讼"内涵着三种叙事模式。"无讼"叙事隐含着现代作家对国民性以及传统礼俗文化的双重批判向度。"无讼"叙事与启蒙意识形态支配下创作主体的批判性创作动机有着内在关联。这决定了"无讼"文学文本对"无讼"复杂思想内涵的揭示总体上只具有片面的深刻:侧重表现"无讼"是传统礼俗文化塑造的结果,是国民意识保守的产物,而无意于探索其客观根源、深厚的人性基础和作为一种个人选择的独特个体性。但严肃现实主义的客观写实精神毕竟能够把"无讼"的复杂内涵客观地涵融进去,这就为我们阐释"无讼"文本的客观性和人性内涵留下了批评空间。因此,要深入阐释"无讼"文本,研究者须超越启蒙意识形态的支配,具备符合"无讼"文本本身特点的"法"的批评眼光。

中国传统社会“无讼观”再认识

中国法制史研究不仅应该挖掘和梳理史实以使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为真实和精确，更应该在比较中强调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而凸显中国法文化的独特性。但是，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利用这种辨异为固守国粹或全盘西化的主张寻找“历史根据”，而应当在这种辨异中理解文明发展的多种可...

“无讼”的哲学之思及治理意蕴

“异化”的无讼存在于古代中国社会,其不仅违背传统中国文化,亦违背现代文化。欲探寻“无讼”本身须从被“悬置”状态出发,经本土之历史性与现实性发展,即以“教化”为思想前提,辅以儒家“仁”“义”与道家“不争”之德性,在社会治理语境中得到“实体即主体”的实现。

“和合无讼”:绘制诉源治理新“枫”景

2023年6月26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的“那顺调解法”推介会上,党组书记、院长宋建波在发言中又一次阐述了“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及其明显成效。

王阳明无讼思想及其地方治理实践启示

王阳明心学理论的形成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共同促进了其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成熟。其在庐陵和南赣任职期间的作为,更是被后世奉为地方乡村治理的典范。无讼思想作为王阳明哲学思想转化为地方治理实践的纽带,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建设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我们更需要充分挖掘王阳明的无讼思想,发挥其价值,为法治建设所用。

新时代新疆互嵌式“无讼”农村社区建设困境的破解

新时代新疆互嵌式“无讼”农村社区建设具有其自身的发展难点与特殊优越性,因此其建设产生了“两大困境”,即民族互嵌交融程度有待提升、社会融合和共享困难。通过诸如创建“无讼”冲突调解机构等一系列优化措施,借鉴参考并内化国优秀“无讼”社区典范实例,方能为新疆农村社区发展摆脱困境,多渠道共建新疆互嵌式“无讼”农村社区。

费孝通的“无讼”思想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

“无讼”集中体现了古代先贤的社会治理思想和对理想社会关系的追求。费孝通先生将“无讼”视为乡土中国的基本社会特征之一,追求和谐,将矛盾消弭于基层,是中国社会一贯的文化特征。伴随着百年来的社会巨变,中国社会治理仍沿着这条主线展开。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重新检视和吸收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无讼”的积极因子,将“无讼”理念融入现代社区治理,通过扩大社会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共同体。“无讼社区”建设成为新时代中国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的守正创新实践。

殊途同归:“无讼”与现代法治精神之间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之一,是当时自然社会条件和社会结构的必然选择。它与现代法治精神具有同样的历史合理性,体现了不同社会条件下人们对以秩序与公正为主题的社会理想的共同追求,但它们在社会现实中有着不同的实践模式。在不同的实践模式中形成了不同的观念:对人的信任与对法的信仰。鉴此,寻求二者契合,进行适度宽容的制度设计,理性选择现代法治建设之路,当是一种明智之举。

“无讼”法律文化与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许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从而导致公众的狭隘工具性法律认同、单一性法律认同和对法律的不认同。但同时,“无讼”法律文化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也有许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和有益的启示。它对社会安定与秩序的追求,是人们产生法律认同的基本前提。我们可以批判地借鉴它对传统道德、民间习惯等社会调节手段的运用,从而建立法律的内在权威,促进公众的自觉认同;它所推行的多规则统治模式,有利于我们避免“法律万能主义”的非理性认同,建立对法律的理性认同。我们在法治化进程中,要坚持“权利本位”的宗旨,提供良好法律产品;执政党和政府要厉行法治,做法律认同的典范;进一步促进国家法律对民间规则、习俗的认可、接纳力度,使法律成为公众内心习惯的一部分,增强法律的亲和力。

无讼的价值理想与和谐的现实追求--中国传统司法基本特质的再认识

儒家讲求和谐与中庸主义的哲学思想,促成了无讼法律意识的形成。"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和一般民众的普遍法律心理,也是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基层组织系统自我调节的必然结果。臻于无讼之境,无疑支配着司法官实际的价值判断:他们需要经常地绕过成文法的规定,而专注于从事无讼的宣教和纠纷的调停。但是官方的"无讼"与民间的"健讼"又存在着现实的矛盾,司法官既不可能绝对地消灭诉讼,就只能采取务实的态度,以儒家伦理为基础,通权达变,审时度势,司法实质上又是司法官通过"寓教于审"、"寓教于判",追求"无讼"和"少讼"目标的过程,最终期望达到社会和谐与司法衡平的效果。

“无讼”理想及其对现代法律的影响

:“无讼”是中华民族在法律文化上的最高追求 ,是历代统治者与儒生们所追求的目标。无讼的理论产生于 30 0 0年前 ,它的实践贯穿于 30 0 0年当中。那么 ,在中国当代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 ,悠久的传统法律文化给中国法律的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

无讼思想与王权主义秩序情结

中国的王权主义决定了秩序建构是传统社会政治生命的第一要义。在健讼所造成的秩序困境面前,无讼成为王权主义对其“秩序情结”的一种极致性表达;而王权主义作为衍生中国各种文化思维的“元叙事”构成了无讼文化的起点和归宿:秩序要求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品格,反之,源于诸子各家的文化又共同创造了无讼的氛围,缔造了王权主义的秩序思想。

略论中国传统无讼法律文化对建设当代和谐社会的启示

和谐是传统中国人关于人生、社会、自然乃至宇宙的最高理想,传统中国人将无讼视为和谐运用到社会关系方面的结果,创造了独特的无讼法律文化。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大业,作为传统社会达至和谐的手段的无讼法律文化能为之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传统“无讼”观与移植法律在当代中国的碰撞与融合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无讼”观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其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法律意识。中国现行的法律主要移植于西方,因此传统“无讼”观与移植法律的冲突在本质上是中西法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诉讼观念上的反映。应该深入发掘“无讼”观与现代法治精神相符合的合理内核,使其能够促进移植法律在中国的适用,以实现法的现实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