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起诉当事人相同要件研究——民法典时代既判力扩张理论之探讨

《民诉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了禁止重复起诉制度,为重复起诉设置了“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这一主观要件。在该规则的实践应用中,自大陆法系借鉴而来的既判力扩张理论为当事人相同的理解与适用提供了大致框架。但在我国《民法典》进一步强调意思自治原则并系统调整多数主体之间复杂实体法律关系的背景下,以判决对案外人产生拘束力为内核的既判力扩张理论亟需新的证成与界定。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基于《民法典》的原则与具体规定确定既判力扩张及于何种案外人及其理由,还应探讨既判力扩张在复杂诉讼形态中的体现,并分析其与案外人再审、第三人撤销之诉等案外人救济机制之间的关系,方才构成对重复起诉制度中当事人相同要件的完整研究。

判决对实体牵连关系第三人产生的效力——既判力扩张及“反射效”在我国判决效力体系中的地位

长期以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学关于判决效力的研究主要围绕既判力展开,既判力的主观相对性原则也已逐渐得到确认,然而对相对性原则始终造成冲击的既判力主观扩张的范围问题,始终未能在我国实体法的基础上、以司法实践中真正存在的中国问题为导向得到彻底的解决,在学说上也存在'反射效'这样还未得到清晰界定的概念。主流观点坚持认为既判力只是一种程序性效力,然而,它事实上会对实体法律关系产生影响,且由于某些实体法规范的存在,判决会对实体牵连关系第三人产生效力。通过对比较法资料如德国与日本既判力扩张的范围、以及理论中主张的'反射效'概念进行对比分析,并对我国涉及判决对第三人效力的法律规范进行梳理,可将判决对第三人发生的效力分为既判力扩张与判决对实体牵连关系第三人效力这两种类型,后者对于解决中国问题与中国困境具有更直接的意义,因此着重对后者涉及的规范和司法实践中的问题进行探讨,以便确定其应有的效力内容及范围。对这后一种效力不妨使用'反射效'这一概念来表述,但有必要对日本学者提出的反射效理论进行分析和改造,结合我国实体法规范和实践的需要确定其在判决效力体系中的地位。

诉讼法学专家对《民事既判力扩张问题研究》一书的评价分析

既判力扩张问题是民事诉讼法领域中的前沿理论问题,《民事既判力扩张问题研究》一书从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客观范围和效力范围三个不同的角度对于既判力的扩张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诉讼法学界多位专家对于该著作作了高度评价,充分肯定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执行标的多个查封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重塑——以许可执行之诉作为既判力扩张之程序补强

同一执行标的存在多个查封时,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并取得胜诉判决后,该判决的既判力是否扩张到其他申请执行人?从诉讼经济角度出发,既判力确有扩张之现实需求,但这将牺牲其他申请执行人的当事人主体地位,尤其对执行标的有优先权或查封利益者不利,故应再充实扩张的正当性。就程序保障的模式而言,案外人同时起诉多个申请执行人的,仅构成普通共同诉讼。故合并审理并不契合我国大陆地区的查封制度语境,需另设保障程序。对此,应以许可执行之诉作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既判力扩张的程序补强,既实现诉讼经济,又满足特殊申请执行人的程序需求。

论股东代表诉讼之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

股东代表诉讼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包括向公司与其他股东二者的扩张。长期以来原告股东与公司的关系存在诉讼代理与诉讼担当之争,综合立法现状、制度渊源与改革成本等因素的考量,原告股东与公司的关系应定性为法定诉讼担当,从而为判决既判力向公司扩张提供正当理论支撑。但受制于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形骸化,对原告股东起诉的正当性审查无从实现,公司与其他股东对于诉讼的获悉存在信息壁垒,由此应当通过诉讼告知程序为公司或其他股东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进入诉讼开辟通路。同时借由不起诉理由书与统一案件受理费等程序构建,作为其他股东进入诉讼的激励机制,进而为既判力的扩张提供理性基础。

论判决的反射效力

判决在诉讼当事人之间发生既判力,对于不受既判力所及的特定案外第三人,应当发生反射效力,以补救既判力相对性原则产生的弊端。反射效力性质的理论,有反射效力说〔1〕、既判力扩张说和争点效扩张说。反射效力应当被理解为一个概括的统称而不是具体的性质,它包含了既判力扩张与争点效扩张,应从其发生的具体机制分析它的性质。同时,我国的民事实体法的一些特殊性也影响个例中是否发生反射效力的判断。

公益诉讼裁判的法律效力及其延伸

公益诉讼裁判法律效果的实现及其延伸是公益诉讼制度设计和实践运作的难点问题,本文区分群体性、个体公益性诉讼的不同模式,分别从既判力主观扩张、预决事实拘束力、判例效力和判决执行力四个方面架构公益诉讼裁判的效力体系,充分论证公益诉讼裁判效力延伸的可能性和正当性,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提出可行性操作方案,以实现公益诉讼有效维护社会整体公共利益的价值预设。

多数人债务判决对案外债务人的效力

多数人债务中,针对可分的给付,债权人可分别起诉不同的债务人,作为被告的债务人获得的判决对案外债务人产生何种效力,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它既影响相关主体的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又受到实体因素与诉讼因素的双重影响。对此我国学理研究较少,实践中存在既判力扩张与预决效力界限不明的现象,无法给予当事人合理的预期,有损害其程序与实体权利之虞。不妨采取实体法与诉讼法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在分别考察影响判决对案外债务人效力的实体因素与诉讼因素基础上,将二者结合起来作类型化的分析,并提出概括性的理论解决思路,以便在多数人债务语境中,将判决对案外债务人产生既判力扩张与产生可推翻的预决效力这两种情形区分开来。

论既判力的时间范围

在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上,既判力的效力范围是通过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主观范围和时间范围来共同加以界定的。其中,对既判力的时间范围我国学者尚缺乏深度的研究,司法实践中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也较为混乱。为此,有必要以既判力的"标准时"为视角,对生效终局判决的既判效力进行细致分析,对民法形成权的行使、预测性判决等领域中判决的既判效力的特殊性问题加以探讨,不断深化和丰富我国关于既判力理论的研究。

判决如何影响实体从属第三人:既判力抑或反射效力?

对于当事人之间判决效力如何影响实体从属第三人,我国立法上尚未明确规定,学理上亦很少有人关注。在域外形成了两种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即既判力主观扩张论和反射效力论。这两种理论在目的上具有共同性,但由于创设思路不同,前者在与原有审判效力制度的协调难度上比后者大得多,并且扩张理由的正当性亦颇有疑问。尽管后者也存在正当性依据说明不充分的问题,但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还是存在的。因此,我国宜借鉴反射效力论来解决判决向实体从属第三人的效力扩张问题。

论既判力的基准时

既判力的基准时看似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却是民事诉讼理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动态民事诉讼的"灵魂"。但我国理论界对于既判力基准时的研究泛善可陈,司法实务界在处理相关问题时也常常出现混乱。本文欲从基准时入手,对判决既判力进行法理分析。同时借鉴德日理论,以求对我国法律理论与实践有所建树。

论民事公益诉讼中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缺陷及其修正

民事公益诉讼属于法定的诉讼担当,传统既判力主观范围理论不能满足民事公益诉讼的需求。我国现行立法突破了传统既判力主观范围,采用全面扩张的方式,而这一扩张方式缺乏正当性基础,不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故应采用既判力片面扩张的方式,弱化既判力的拘束程度,增强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正当性。

诉讼担当概念的比较法研究

在日本法上,法定诉讼担当情形中,判决既判力一概扩张于被担当人。与此相对,德国法上的法定诉讼担当却区分了两种情形:既判力扩张于被担当人的“排他的诉讼担当”与既判力不扩张的“并存的诉讼担当”。日本法虽以德国法为蓝本,但为何在诉讼担当问题上却与德国法产生差异,这是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在日本法上,诉讼担当通常被描述为这样一种情形:第三人有权代替权利归属主体或者有权与该主体同时,就争议的法律关系实施诉讼。在诉讼担当时,判决的既判力都扩张于权利归属主体。然而尚不清楚的是,究竟在诉讼担当的哪些具体情形之下,担当人与被担当人能够同时享有诉讼实施权。在回答前一问题的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探究,也是主要目的。结论是,日本式的“并存的诉讼担当”对应的情形是2017年债法修改后的股东代表诉讼和债权人代位诉讼。此外,这种并存的诉讼担当也可涵盖不可分债权人中一人提起的诉讼(《日本民法典》第428条),尽管通说并不将这种情形视为(法定)诉讼担当。

返还原物请求权与口头辩论终结后的受让人——对积极说的反驳

返还原物判决确定后,其既判力是否应当向口头辩论终结后的标的物受让人扩张?围绕这一问题,日本形成了积极说和消极说。文章首先介绍了两个学说的基本观点,表明自己支持消极说,然后将积极说总结为纯粹失权效说、义务继受说和实体适格继受说,借用四个设例,并区分原告胜诉判决和败诉判决,依次展开批判。最后,讨论了既判力的本质以及既判力与执行力的关系。文章讨论的问题在我国本就有很大争议,伴随着中国民事执行法修法工作的展开,既判力是否应当扩张?执行力扩张与既判力扩张关系如何?扩张的依据又何在?这些问题成为重要的修法议题。而文章详细介绍了日本的相关学说及各学说的正当化依据,是了解日本理论现状的第一手资料,同时文章开创了用既判力冲突的可能性和返还原物请求权的相对性为消极说证成的视角,颇具启发性。

民事公益诉讼的裁判效力

民事公益诉讼的裁判效力是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运作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在裁判效力方面,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既有共通性又有一定的特殊性。应当从既判力扩张、禁止重复起诉、事实预决效力和执行力等四个方面构建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的效力体系。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扩张至有权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和社会组织并具有向私益诉讼原告单向扩张的效力,客观范围不限于裁判主文中的判断事项而向判决理由部分扩张,时间范围适度扩张。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构成重复起诉的,适用"一事不再理"规则。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对私益诉讼具有预决效力。具有给付内容的生效裁判具有执行力。

浅析司法调解在解决群体性纠纷中的局限性

实践中调解机制在解决群体性纠纷受到众多追捧,可是产生的社会效果却并非如预期一般,这是由群体性纠纷的多元性属性决定。本文试从两个制度的关系着手,探寻其中司法调解在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尴尬内因,进而发现司法调解在扩张效力上的矛盾,最终得出应审慎适用司法调解解决群体性纠纷的结论。

论公司法上补充责任的共同诉讼形态——以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为出发点

补充责任的共同诉讼形态一直是理论争议的焦点,而将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合一确定的范围扩及逻辑上有合一确定必要之情形,有助于该问题的解决。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适用范围之扩张,使其不再局限于诉讼标的同一,以既判力扩张为合一确定判断标准的观点也应得到修正。在债权人先单独起诉股东时,因具备逻辑上合一确定之必要而应赋予债权人追加公司参与诉讼的权利。公司、股东作为共同诉讼人,对债权债务这一基础事实所采取的有利诉讼行为及于全体,所有不利诉讼行为仅及于自己。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关系刍议

环境民事诉讼中,存在着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两种诉讼形式,二者有联系又有区别,互为补充但又不能相互取代。在涉及海洋等国家所有的环境资源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环境资源遭受损害的案件中,二者的受案范围不易确定。在审理中,二者存在着诉讼优先力、合并审理以及审理顺位等问题。为提高诉讼效率,可以适当对环境公益诉讼生效裁判的效力作适度扩张。此外,二者的赔偿顺位也因不同的法律规定有着不同的优先。

“系争标的”转让的诉讼效果

为促进与保障民事交易,近现代民事诉讼立法普遍允许当事人在诉讼中转让“系争标的”,从而导致民事法律行为与正在进行的诉讼(诉讼系属)发生关联,“系争标的”之交易行为也随之产生诉讼效果,引发更换当事人及既判力扩张等一系列程序问题。对“系争标的”转让的诉讼效果,立法上主要有当事人恒定主义或诉讼承继主义两种处理模式,两者分别侧重不同的法律价值及对不同当事人的权利保护。折中上述两模式,以扬长避短,是理性选择及价值衡量的客观需要。同时,为防止“系争标的”转让的诉讼效果走向泛化,使诉讼效果与实体效果保持一致,立法应明定“系争标的”转让的客体范围,排除债权转让、义务转让及受让人善意取得行为产生诉讼效果。在主体及内容方面,鉴于“系争标的”转让可能造成诉讼复杂化,立法上应平衡设置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合理限制转让人的诉讼处分权,并以当事人恒定主义及诉讼承继主义各自优势,为对方当事人及受让人提供妥当的程序保护。

法定诉讼担当的基本范畴研究

法定诉讼担当具备解决实体权利义务主体诉讼动力不足、辩论能力有限问题,防范实体权利义务主体通过怠于或者恶意行使诉讼实施权致害于利害关系人,确保能够从诸多具有相同或者相似法律地位的主体筛选最有利于民事纠纷彻底解决的当事人,并在相当程度上构成群体性诉讼机制的理论基石。然而,学界对法定诉讼担当尚未进行任何专项研究,有必要从本质、特征、界分、正当性基础以及效力扩张等方面对其基本范畴进行基础性研究,以期形成对其加以系统研究的必要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