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既判力的时间范围

在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上,既判力的效力范围是通过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主观范围和时间范围来共同加以界定的。其中,对既判力的时间范围我国学者尚缺乏深度的研究,司法实践中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也较为混乱。为此,有必要以既判力的"标准时"为视角,对生效终局判决的既判效力进行细致分析,对民法形成权的行使、预测性判决等领域中判决的既判效力的特殊性问题加以探讨,不断深化和丰富我国关于既判力理论的研究。

行政判决与民事判决既判力时间范围之比较

既判力的时间范围是指判决在什么时间点上所确定的诉讼标的对后诉产生拘束力的问题。由于民事诉讼多采用"证据适时提出主义",民事判决既判力于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时点产生效果。行政诉讼是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基于"案卷外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行政主体提供的证据原则上只能是作出行政行为前形成的证据,因此,行政判决既判力的时间范围应当是行政行为生效时。

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与案外第三人权益保障

民事诉讼是一条能够有效解决民事权益纠纷的途径,其有效性主要体现在法院裁判的法律效力上,尤其集中体现在生效确定裁判之既判力上。既判力通常情况下仅在当事人间发生作用,此乃既判力主观范围的常态,亦可谓为既判力相对性原则。既判力的相对性原则明确了既判力涉及的主体为当事人双方,然而在某些条件下,法院的裁判效力往往会扩及案外第三人,对其相关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鉴于此,有必要在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视角下检视案外第三人权益的保障问题,以便构建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全面保障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域外样本与中国路径

既判力是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的基本概念。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对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提出了要求,对此,我国立法及理论却鲜有涉及。立法的空白、与诉讼法内部理论体系的不契合以及与实体法理论体系的衔接不当,导致了其在实际适用中的混乱。德、日、我国台湾地区均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学说对其类型化的分析也相当成熟。我们应当以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的域外样本为参照,构建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中国图景。

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法理探析

根据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相对性原则,判决的效力被严格地限制在当事人之间,对诉讼外的人不发生既判力的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生产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严格遵循这个原则会削弱判决效力的作用范围,而且对于法律关系的安定不利。因此,现代民事诉讼法在坚持既判力相对性原则的基础上,应适当地将既判力的效力范围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扩张。

论股东代表诉讼之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

股东代表诉讼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包括向公司与其他股东二者的扩张。长期以来原告股东与公司的关系存在诉讼代理与诉讼担当之争,综合立法现状、制度渊源与改革成本等因素的考量,原告股东与公司的关系应定性为法定诉讼担当,从而为判决既判力向公司扩张提供正当理论支撑。但受制于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形骸化,对原告股东起诉的正当性审查无从实现,公司与其他股东对于诉讼的获悉存在信息壁垒,由此应当通过诉讼告知程序为公司或其他股东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进入诉讼开辟通路。同时借由不起诉理由书与统一案件受理费等程序构建,作为其他股东进入诉讼的激励机制,进而为既判力的扩张提供理性基础。

论民事判决既判力的时间范围在我国的具体适用

作为诉讼标的的民事权利关系或者法律关系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发生、变更或消灭,正因如此,作为判决对象的法律关系在时间层面上需要加以固定,需要在民事诉讼中确定一个判决的基准时点。本研究阐述了民事判决既判力的时间范围在我国的具体适应。

论民事公益诉讼既判力范围的扩张——以生态环境保护和食品药品安全消费维权为例

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为生态环境保护和食品药品安全消费者维权提供了另一把"钥匙"。民事公益诉讼在其诉讼目的和诉讼程序等方面有着不同于传统私益诉讼的特点,民事公益诉讼既判力范围的扩张保障了关联私益诉讼权利的实现,有助于提升司法效率和实现司法安定。民事公益诉讼既判力范围扩张的构建为:主体范围延伸至有权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或者组织;客观范围拓展至裁判理由,并赋予公益诉讼中认定事实的预决效力;时间范围则根据诉讼请求的类型进行相对扩张。

论身份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扩张

既判力的相对性决定其效力只能在对立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对没有得到程序保障的案外第三人不产生效力,可是如果将判决的相对性原理适用于有关人的身份判决则将产生诸多问题,不利于当事人权益的维护和社会的稳定。为了维护身份关系的稳定,宜将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至第三人,但此扩张存在例外,应加以甄别。

程序保障视野下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研究

学理上对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问题讨论不足,但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已试图运用该理论进行说理,有必要对扩张的具体情形进行探讨。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应平衡程序保障与纠纷一次性解决等价值。以程序保障原理作为分析工具,探究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不同情形下的依据和对策,重点探讨诉讼系属中和诉讼系属后特定继受场合下的扩张,并类型化分析法定诉讼担当场合下的扩张问题,建议程序保障机制可以从事前和事后两个角度予以完善。

浅议民事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

既判力是一国司法判决权威的表现,而既判力主观范围(即既判力人的范围),确定的判决不是无限制地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既判力原则上只对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有效,在特定情况下,其也会向案外第三人扩张,包括当事人的继受人、占有诉讼标的物的第三人、诉讼担当时之利益归属主体。这种适度的扩张是司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与社会现实情况相适应的必然结果。

论民事诉讼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性原则

民事诉讼既判力理论在民事诉讼法学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理论界对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性进行研究的并不多。作者试图对这一理论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文章在对相关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分析阐述扩张性原则存在的必要性,最后分析几种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具体情形。

论既判力主观范围之扩张——以第三人程序保障为视角

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理论的正当性问题在民事诉讼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以第三人程序保障为视角,通过分析第三人程序保障与既判力主观范围之关系,并对既判力主观范围所扩张及之的第三人的程序保障问题提出一些建议,从而为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提供一个合理的理论支撑。

论环境公益诉讼中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

近日,著名主持人柴静拍摄的《穹顶之下》引起了社会重大反响,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环境保护问题继续成为热议焦点。而新《民事诉讼法》在修订中加入了公益诉讼条款,随着全社会对环保问题愈加重视,日后通过司法手段保护环境的案件必将不断增多。虽然目前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既判力问题是环境公益诉讼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传统既判力理论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环境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应该将环境公益诉讼与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理论相结合,明确在何种情况之下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进行适当扩张,使其他的主体不再就该环境公益提起诉讼,这样的设置可以有效防止重复诉讼的发生,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权威。

既判力时间范围的原则及例外

民事诉讼法对既判力的时间范围作了初步规定,但是规定的粗略使得既判力时间约束的范围及新事由的范围不清晰。我国既判力时间范围制度应当参照日本的标准时制度,将口头辩论终结之时作为既判力的标准时的原则性规定。但既判力时间范围不能过于机械化的认定,还需考虑到个案公正及程序保障原则。因此应将发生在前诉进行时但具有不可预料性的情形与新事由同等认定,并且明确在前诉未行使的形成权中仅抵消权可突破既判力的时间范围。

我国民事判决既判力的范围研究

大陆法系既判力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关于既判力范围的法律规范。既判力的范围包括主观范围、客观范围和时间范围。就主观范围和客观范围而言,我国与大陆法系国家基本一致,但是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零散而模糊,具体内容亦有不少不合理处,容易导致既判力在司法实践中的不当扩张。就时间范围而言,我国法律未有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处理相关问题无法可依。为有利于实现民事诉讼解决纠纷的目的和维护法的安定性,我国应当参照大陆法系国家的既判力范围,就既判力的范围作出系统、明确和合理的规定。

我国代位权诉讼既判力范围探析

我国代位权诉讼突破了传统民法理论界的"入库规则",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代位权诉讼制度。我国相关诉讼立法并未对既判力范围进行相关规定,结合传统既判力范围理论,具体分析我国代位权诉讼既判力的主观、客观及时间范围对立法完善有重大意义。我国代位权诉讼既判力的范围应当及于债务人并及于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债权债务关系。

论民事公益诉讼中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缺陷及其修正

民事公益诉讼属于法定的诉讼担当,传统既判力主观范围理论不能满足民事公益诉讼的需求。我国现行立法突破了传统既判力主观范围,采用全面扩张的方式,而这一扩张方式缺乏正当性基础,不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故应采用既判力片面扩张的方式,弱化既判力的拘束程度,增强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正当性。

既判力视角下定期金判决变更之诉的解释论展开

在我国,定期金赔偿已为现行实体法所认可,既判力时间范围也存在着制度依据,在这两个制度框架下,可通过解释论实现定期金判决变更之诉在我国的制度化。定期金赔偿的将来给付属性,决定了判决变更之诉为定期金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决定了定期金赔偿适用范围的限定性。而诉讼法上形成之诉的属性,决定了定期金判决变更之诉在权利救济体系中的非常性,基于与前诉既判力关系之考量,定期金判决变更之诉在程序启动要件上具有特别性,在审理范围上存有限定性。在理论认知与司法实践中,需要从既判力视角区分定期金判决变更之诉与其他相关诉讼的诉讼法理及适用分野。

论既判力视角下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之适格原告

判决既判力理论在实现判决的公平正义,保障当事人权利的终极实现,促进纠纷解决的经济性、一致性方面经受了各国长期司法实践的检验。无论是从民事诉讼理论界的一贯主张还是从司法实务界的实践动向来看,它被吸收进我国民事诉讼法已是大势所趋。然而,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既判力相对性原则却有着先天的难以调和之处,因此在既判力理论逐渐进入我国成文法的背景下,在其理论框架下对第三人撤销之诉进行重新检视十分必要。总的来说,我国应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定在受判决既判力主观范围扩张影响的第三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