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盗窃罪既遂未遂的区分标准和具体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认定盗窃罪的既遂未遂,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判断。其中,实施盗窃的场所、时间、盗窃的对象、盗窃主体的身份、盗窃行为的手段等都可能影响到既遂未遂的标准划分。同时,对于"数额较大",应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理解。只有行为人主观上企图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客观上可能造成公私财物损失数额较大时,才构成盗窃未遂。

盗窃行为犯的既遂未遂问题探讨

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的情况下，对盗窃行为犯的既遂未遂问题进行探讨便显得尤为重要。本课题首先对盗窃罪进行了概述，然后对盗窃罪既遂学说中的二类重要学说进行了分析，最后针对盗窃犯在住所内实施盗窃既遂未遂进行了探究。

毒品犯罪既遂与未遂认定的若干问题

毒品犯罪的既未遂形态认定,是长期以来司法工作中的难题,在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之下如何合理认定此类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是最主要的毒品犯罪类型,本文重点分析这四种行为的既未遂形态认定。其中,对走私毒品罪,宜区分通关走私、绕关走私和间接走私三种类型确定不同的既未遂标准;对贩卖毒品罪,一般以买入毒品作为既遂标准,并据此归纳出常见的既未遂情形;对运输毒品罪,原则上以起运为既遂标准,但对起运的理解不能机械化;对制造毒品罪,以制造出毒品半成品或粗制毒品为既遂标准。同时,毒品犯罪案件中部分既遂、部分未遂的情形较为常见,但实践中对其处理规则重视不够,本文一并提出处理意见。

抢劫罪既遂与未遂区分标准新探——自犯罪客体分析

理论上之所以对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存在很大的争议,根本原因在于受复合实行行为样态所决定的抢劫罪的双重客体在立法与司法之间出现浮动所致。"浮动客体"的概念有助于揭示这一理论难题。此外,为了更好地解决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对抢劫罪的立法完善问题亦应该有具体的构想。

从澳门终审法院第84/2017号统一司法见解案看盗窃罪既遂未遂的判定标准

在澳门刑事司法语境中,盗窃罪既遂未遂的判断标准问题存在争议。从刑法理论上而言,关于盗窃罪既遂未遂的判断标准有接触说、隐匿说、转移说,以及失控说、控制说、失控加控制说等理论学说。从司法实践上来看,澳门特区初级、中级以及终审法院对于相同案件的裁判结果并不一致,结合澳门特区的审判实践,形成了"实际控制说"与"稳定控制说"的观点争议。澳门特区终审法院秉持"稳定控制说"的基本理念,借助个案的审判对澳门刑事司法实践中盗窃罪既遂未遂的判断提出统一的标准,窃取行为只有在违法行为人对物的控制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即行为人躲过了受害人、当局或者帮助受害人的第三人的反应的实时风险时才算完成。

浅谈影响力受贿罪既未遂标准

随着《刑法修正案（七）》的颁布实行，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其中规定的影响力受贿罪进行了激烈的探讨和认定。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确立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现实的需要，我们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力受贿罪中的既遂未遂的标准进行深刻的探讨，逐渐去揭开影响力受贿罪的神秘面纱，去追寻其对影响力受贿罪定罪量刑的指导意义。

再访“数额犯的既、未遂问题”——兼为相关“司法解释”辩护

"否定说"否认数额犯存在未遂形态,遭到了学界的普遍批判。然而,该批判并未真正找出该说的"症结"之所在。"折衷说"将《刑法》中的数额犯分为"结果数额犯"与"行为数额犯",并无实质意义而且会给人们带来不必要的困惑。"肯定说"虽有可肯定之处,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主要包括:数额犯应当分为"指向性数额犯"与"损失性数额犯";将"法定数额"的出现作为所有数额犯既遂的惟一标准不尽合理。

转化为抢劫罪中的既遂与未遂探究

我国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即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但在法学界和司法部门对这一转化为抢劫罪中有否既遂与未遂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因此影响此条款的正确适用。

金融票据诈骗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

金融票据诈骗罪犯罪客体的序位问题对本罪既遂与未遂问题产生重要影响,本罪的犯罪主要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次要客体是票据管理秩序。在犯罪既遂形态上,本罪既是结果犯,也是情节犯。本罪的既遂应当以非法占有目的下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实际控制为标志。

影响力受贿罪既未遂标准研究

随着《刑法修正案（七）》的颁布实行，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其中规定的影响力受贿罪进行了激烈的探讨和认定。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确立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现实的需要，我们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力受贿罪中的既遂未遂的标准进行深刻的探讨，逐渐去揭开影响力受贿罪的神秘面纱，去追寻其对影响力受贿罪定罪量刑的指导意义。

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宏观研究

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宏观研究段立文刑法颁布以后，刑法学界对于犯罪既遂与未遂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地探讨，除在各种刑法学教材和其它著作中把既遂与未遂作为专题之一研究外，还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并出版了专论性的学术著作。纵观十余年的研究成果大体表现在以...

论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

抢劫罪是侵犯财产犯罪中最严重的犯罪,也是司法实践中的多发性犯罪。尽管我国刑法对抢劫罪进行了详尽的规定,但如何区分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尤其是针对八种加重抢劫情节是否存在未遂问题,我国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历来存在争议。文章通过对多种代表性的观点的比较分析,揭示了抢劫罪既遂与未遂标准不一的原因,并根据不同的抢劫罪类型,提出了抢劫罪既遂与未遂认定的区分标准。

也谈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

盗窃案件历来居各类刑事案件之首,盗窃案件中的诸多问题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已得到广泛、深入地研讨,有些取得了广泛一致的意见,有些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盗窃的既遂与未遂问题就是长期争论的课题之一。从近年的审判实践看,由于行为人作案的地点、时间、侵害的对象以及行为人被抓获的时机不同,在认定盗窃既遂、未遂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观点,大致有以下四种:

“未遂犯-既遂犯”视角下《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的司法适用

对《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关系的不同理解,不仅会影响第115条的罪过形式,还会直接决定各种情形下的未遂及中止的法条适用。“基本犯-结果加重犯”解读模式存在难以周全解决的问题,相较之下,“未遂犯-既遂犯”解读模式更为周延。就罪过形式而言,第115条第1款规制的是对具体公共危险与严重实害后果均为故意的情形;第115条第2款规制的是对具体公共危险与严重实害后果均为过失的情形;不存在所谓“对具体公共危险故意而对严重实害后果过失”的情形。就犯罪停止形态而言,第115条第1款是既遂犯·实害犯,存在未遂与中止;第114条属于“既遂犯化的未遂犯”,是被立法拟制为既遂犯的具体危险犯,也存在未遂与中止。就法条适用而言,故意以危险方法造成了具体公共危险但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造成严重实害后果的,属于第114条(既遂)与第115条第1款(未遂)的法条竞合,应以作为特别法条的第114条(既遂)论处;造成了具体公共危险但自动有效防止了严重实害后果的,以第115条第1款(中止)论处;未造成具体公共危险但造成了“准抽象公共危险”的,以第114条(未遂)论处。

转化型抢劫中既遂与未遂认定标准的探讨

文章通过特别案例,引用学界不同观点,佐以我国相关法律条规对转化刑抢劫中既遂与未遂认定标准的进行探析,笔者综合挥析中的观点和看法,提出转化型劫中既遂与未遂的界定。

如何认定受贿既遂未遂问题

案例一:孙某系A省某国有建筑公司总经理,应建筑商李某请托帮助其分包工程。为感谢孙某,李某提出送给孙某2000万元,孙某表示先放李某处保管,需要用钱的时候再说。截至案发,李某根据孙某要求,先后10次为孙某支付买车、购房等费用共计360万元。案例二:王某系B市某国有公司总经理,在合作经营方面为私营企业主张某提供帮助。张某承诺送给王某100万元,王某同意并委托张某保管。

贩卖毒品罪的既遂形态探讨

在毒品犯罪中,贩卖毒品的行为较之其他各类毒品犯罪更为多发,其社会危害性也比其它相关犯罪更为严重。其不仅会严重危害吸食者的身心健康,还会诱发抢劫、盗窃等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犯罪,且其他各类毒品犯罪均可追根溯源至为牟取非法暴利而进行贩卖毒品的犯罪行为。但是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的既遂与未遂形态如何判断却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致使司法实务中出现混乱。如何界定贩卖、运输毒品罪的既遂与未遂不仅对定罪与量刑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对人权的保护,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