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淫幼女型强奸罪既遂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司法实践和理论通说皆认为,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既遂标准为“接触说”,然而“接触说”既无法律依据,也无理论依据。“接触说”的存在不利于鼓励行为人中止犯罪,易导致受害幼女“污名化”,造成“客观归罪”的现象,且对行为人量刑畸重。该罪的保护客体并非幼女“身心健康”,而是幼女“不可侵犯的性交权利”。该罪的既遂标准应该采取“插入说”。区分奸淫幼女型强奸罪未遂与猥亵儿童罪需要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从刑法上的占有看盗窃罪的既遂标准

关于盗窃罪的既遂标准,学说上存在着失控说和控制说之间的分歧。究其根源在于对盗窃罪的行为构造以及刑法上的占有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作为取得型的财产犯罪,盗窃罪的成立必须同时满足"打破旧占有"与"建立新占有"两个条件。刑法上的占有的本质则是对财物的排他性支配。在此基础上,盗窃罪的既遂应当以财物的转移占有作为判断标准。如果我们站在"占有"概念的背景下理解"控制"的概念,那么控制说应当是妥当的主张。由此,也可以将控制说的主张拓展适用于监视盗窃、权利盗窃以及网络盗窃的场合。

论诈骗罪的既遂标准

诈骗罪既遂标准的确定,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分问题。关于诈骗罪的既遂标准,理论上主要有占有说和失控说两种代表性观点。我国司法解释采用占有说。从犯罪本质、犯罪既遂定义和诈骗罪的罪状看,失控说应当是诈骗罪的既遂标准。以失控说为标准,具体分析司法实务中容易产生分歧的案例。

犯罪既遂标准探析

通过对犯罪既遂标准之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犯罪结果发生说、犯罪目的得逞说进行评析后认为 ,犯罪既遂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后 ,某一特定的危害行为的完成或者某一特定的危害结果的发生标志着犯罪完成形态出现的情况 ,因而犯罪既遂的标准是特定的危害行为的完成或者特定的危害结果的发生。

对我国“犯罪既遂标准说”的反思——“犯罪对象侵害说”之倡导

"构成要件齐备说"作为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存在重大缺陷。王志祥教授、徐光华博士为"构成要件齐备说"所进行的辩护难以奏效。学界对"犯罪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还存在着重大误读。新近出现的"类型化标准说"提倡不同的犯罪类型适用不同的既遂标准,其旨在增强犯罪既遂标准理论的实践功效。可是,该学说不仅未跳出"构成要件齐备说"的藩篱,而且又制造了一些新的"麻烦"。当下的"犯罪既遂标准说"存有"立场错误"、"操作性差"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构建新的"犯罪既遂标准说"———"犯罪对象侵害说"。

绑架罪的既遂标准探究

绑架罪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其较高的法定刑设置而在于既遂标准的界定。视绑架罪为目的犯,认为只要行为人具有索取财物等不法意图下的控制人质的行为就既遂的观点,必然导致绑架罪的法定刑过高,以及不能合理地解决绑架罪的未遂、中止等一系列问题,而《刑法修正案七》的修改也将是治标不治本。从法条的应有含义、绑架罪的历史沿革、绑架罪的法定刑设置,尤其从刑罚的根据可以得知,只有当行为人实施了绑架他人(或偷盗婴幼儿),并向第三方提出不法要求(包括索取财物)时,绑架罪才既遂。

试论网络盗窃既遂标准认定

网络盗窃是发生于网络空间中的一类常见犯罪,尽管此背景下的犯罪仍为传统类型的财产犯罪,但在网络空间中,线上线下的行为结合以及新型交易模式的出现,导致具体犯罪既遂判断上会与传统有所差异。而不论是传统的财产犯罪既遂理论,还是针对网络盗窃所产生的新型犯罪既遂学说,都无法与实践中发生的此类案件相匹配。相较之下,应当将行为人实际损害说适用于在网络空间中发生的盗窃罪犯罪既遂的认定,同时辅之以一定的刑罚配置,可以较好地解决此种出现在新领域的新问题。

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的既遂标准探析

关于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的既遂标准,学界存在多种不同观点,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也不够明确,需要合理确定。犯罪既遂的一般标准是"构成要件齐备说"。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属于行为犯,应当以实行行为的完成为既遂标准。具体的完成标志就是:行为人挖掘到了古文化遗址的文化层,或者挖掘到了古墓葬的内部设施。

贩卖、运输毒品罪既遂标准探讨

在界定“贩卖”一词的既遂标准之时,要从厘清“贩卖”一词的语义出发,了解其构词特点,寻求其核心语义,并以此来作为“行为完成程度”的参照,从而在理论上确立贩卖行为达到既遂的标准;运输毒品罪属于行为犯,行为犯以行为实施到一定程度作为既遂标准,运输毒品罪应以运输毒品的“合理位移”作为犯罪既遂的临界点,而“合理位移”的标准需在个案中根据相关因素加以认定。

诱惑侦查下贩卖毒品罪既遂标准二阶论

诱惑侦查中毒品犯罪行为人在一定层面也属于教唆犯罪中的被害人,对其打击的同时也需要注重对其相关权益的保障。针对诱惑侦查下的贩卖毒品案件,应坚持既遂标准二阶论。第一阶标准是诱惑侦查程序合法标准,对诱惑侦查进行严格的程序限定。如果诱惑侦查程序不合法,则该贩卖毒品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故不存在既遂问题;如果诱惑侦查程序合法,则在此前提下确立第二阶标准,即进一步优化贩卖毒品罪的既遂标准,以交付行为完成作为既遂标准,并视具体情况适用。以此达到对贩卖毒品诱惑侦查行为严格规范和限制的目的。

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标准

在确立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既遂标准时,需要对现行刑法第240条第1款与第2款的关系予以准确界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基本罪状所蕴含的行为是"拐卖",而本罪又属于行为犯,则对本罪的既遂标准的认识就要取决于对拐卖的理解。本罪的既遂只能以妇女、儿童是否被出卖给他人为标准。

盗窃罪既遂标准研究:以新型盗窃为视角

盗窃犯罪是财产犯罪中发案率较高的一项罪名,研究盗窃罪的既遂标准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携带凶器盗窃以及入户盗窃这三类行为纳入盗窃罪的范围,将极大地影响定罪与量刑。本文即从新型盗窃罪的视角,研究其既遂标准的问题。

犯罪结果作为既遂标准的新思考

中国刑法对犯罪既遂的概念及判断标准未作出明文规定,刑法第23条关于犯罪未遂的规定,就成为理论界解释犯罪既遂在逻辑上的法律依据。由于对"未得逞"存在不同理解,因此围绕犯罪既遂的概念及其判断标准就产生了诸多主张。通过对现有犯罪既遂标准的分析论证,得出应当以体现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实际侵害的犯罪结果作为犯罪既遂标准的结论。

论盗窃罪的既遂标准——新型盗窃行为视角

通过对犯罪本质、犯罪既遂定义和本罪的罪状描述分析得出失控说应当作为盗窃罪的既遂标准。在此基础上,以《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新型盗窃行为为例,对盗窃罪的既遂标准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我国刑法中的既遂标准新论——以索取型受贿罪为视角

索取型贿赂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主动向他人索要财物的行为。索取型贿赂罪既遂标准的认定存在瑕疵,且司法实务中贿赂罪保护的法益不能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等,应以"信赖保护说"为索取型受贿罪保护的法益。索取型受贿罪存在"索"和"取"两个行为,所以成立受贿罪的既遂应是:索取型受贿罪既遂=犯罪构成要件齐备+法益侵害。

受贿罪既遂标准探讨

受贿罪的既遂标准存在争议,原因在于受贿罪在客观方面的行为有两个,即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和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对这两个行为界定的不同,导致受贿罪既遂标准的相异。有必要在明确受贿罪的保护法益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的基础上,探究受贿罪的既遂标准。

论绑架罪的既遂标准

关于绑架罪的既遂标准,理论界存在"犯罪目的实现说"、"目的行为完成说"与"绑架行为完成说"的分歧。因为犯罪既遂的判断应以"构成要件说"为准,而绑架罪在客观方面又只需具有绑架他人的单一行为,所以绑架罪既遂的标准应是绑架行为的完成。

对贩卖毒品罪既遂标准之从严刑事政策的审视与重构

长期实践证明,从严打击、从严惩处毒品犯罪,虽然有利于严惩犯罪,但是并没有遏制毒品犯罪的高发势态。现实中,从严刑事政策运用于贩卖毒品罪的既遂标准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无论行为人具体交易的数量多少、事后的具体行为如何,查获的毒品均算入贩卖的数量,认定为全部既遂,且存在各地的既遂标准不一、"以贩养吸"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的从严刑事政策进行反思,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构建合理合法的贩卖毒品罪既遂标准。

从一起案例看盗窃罪的既遂标准

关于盗窃罪的既遂标准,我国刑法学界主要在失控说和控制说之间展开了争论。两种学说争论的焦点在于是以行为人取得对财物的控制还是以被害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为盗窃罪的既遂标准。刑法是保护法益的,当被害人失去了对财物的控制,其法益就受到了侵害,因此失控说是认定盗窃罪既遂标准的合理学说。

贩卖毒品罪的既遂标准探析

对于贩卖毒品罪的既遂标准,理论上与实务中存在各种观点,主要有成交说(契约说)、进入交易环节说(进入实际交易状态说)、实际转移买方说(交付说)、买入或卖出说(择一说),但这些观点均存在不足之处。贩卖毒品罪的既遂标准,应当是行为人既已控制毒品,也已着手实行贩卖毒品的行为,两者必须同时具备,不妨称之为"控制毒品且已着手贩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