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野苇平及其《麦与士兵》的历史考察——近代日本“日中战争文学”基础研究

在日本,“战争文学”系整个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研究积累不薄;细化到“日中战争文学”研究(1937-1945)也大体呈同样状态。在中国,情况略有不同,有“战争文学=侵略文学”的直线定性,有作品数量庞大,散在难寻,且几乎没有中文翻译,再加上“纪实”的性质使其与战争历史胶着为复杂的一体。故而,对它的研究需要观念意识、语言文化、历史知识和繁杂的研究操作等多重储备,目前这一研究领域大体处于空白状态。近代日本的“战争文学”确有很大的特殊性,但也具有社会的、文化的、伦理的、政治的多重价值,不应忽略和放置。本文以“战争文学”的代表作家火野苇平这一个案为视角,进行尝试性的考察。

日本人眼中的“日中战争”(1945~2015)

日本民众对＂日中战争＂的认识并不清晰,与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责的审判有密切关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的最高指挥者给予严厉处罚,但是关于日本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责任问题审理得不够,因此日本国民对战争时期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认识不够。1950~1970年代,日本国内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存在着承认和否定两方面的意见。1980年代,以教科书审定问题为契机,日本人的战争观出现变化。受到中国和韩国的严厉批判,日本政府修正了过去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日本侵略行为的罪责。日本国民承认侵略行为的人数不断增加。目前,日本国内受到两种方向相反的潮流的共同影响,一是要求调查、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研究和运动深入开展,二是否定战争责任的历史修正主义仍有市场。这两种潮流的对立将对日本人的战争观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试论日本战后派作家的中国认识——以堀田善卫为例

堀田善卫是日本战后派作家,中日战争后期,堀田善卫在上海度过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本文通过堀田善卫在上海之行前后对中国认识的变化,考察了堀田善卫对中国认识的变化并试分析了产生变化的原因,指出堀田文学具有重要的深层文学价值,在中日两国交流中,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政客们需要一种自觉意识,需要像堀田一样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正义感,需要对侵略战争有反省的态度,唯有这样才能保持两国间的永久和平和两国的长久友好发展。

从决战、抗战到败战、惨胜--1945年前后日中相互认识的转换

接受《波茨坦公告》是1941年开始的日本对美英之间战争的终结,与此同时,也意味着1937年开始的日中战争的终结。不过,对日本来说,日中战争的终战并未让他们产生什么败战的实感。对中国来说,通过彻底的抗战打击了日本对中国领土及经济的野心,打败日军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无数牺牲的代价("惨胜")。那么日中战争前后,究竟给日本的中国认识以及中国的日本认识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战争的终结使日中间相互认识框架及认识途径发生了巨大改变。本文通过对从日中战争被纳入日本与美英的战争至终战的两年半,以及从战争结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近四年间,日中双方言论空间中的话语进行分析和对比,来澄清这一问题。

卢沟桥事变与牟田口廉也

到目前为止，怎样看待１９３７年７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在日本是研究日中战争的人们之间争论的问题之一。①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卢沟桥事变是从日中战争的局部阶段过渡到全面阶段的转折点（或者说是日中全面战争的开端），对卢沟桥事变如何认识关系到对日中战争的评价。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