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当局对《日台和约》台湾澎湖法律地位的因应

台湾当局在1950~1952年围绕参加对日和会,就台湾澎湖法律地位这一缔约核心内容展开了因应,其策略为“主权自表,不予对抗,力博同情”,而对其他常规问题则采取“予以接受,通力合作”的策略。在整个因应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没有改变美国主导下的对日和约文本措辞,不能够坚持国家民族大义,终致留有遗患。

冷战时期日台关系的演变轨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根据《波茨坦公告》将台湾归还给了中国。以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为标志,整个世界进入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50年代初,日本政府秉承美国的意志,与退入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外交关系"。至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同时日台"断交,"日台关系由"官方"转为"民间"。至冷战结束,日台经济关系日趋密切,政治关系也逐渐升温。整个冷战时期,日台关系跌宕起伏,有升有降。日本维系日台关系的最大因素是其国家利益,其对台政策的取舍主要是受美国对台战略的影响,同时也受中日关系博弈的影响。

刻意制造“两个中国”:战后日本逃避对华赔偿责任的战略逻辑

日本1952年得益于"旧金山媾和"重返国际社会。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受害国之一,因为美国的反对却没能参加旧金山会议,战争赔偿问题自然就成了战后中日关系中的重要议题。本文综合利用日、中双方的外交史料和先行文献,对战后日本拒绝对华赔偿的政策过程进行还原。笔者认为,日本在1952年的"日台和约"谈判和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相继利用制造"两个中国"的战略,实现了不赔偿的政治目的。

试论战后初期吉田茂内阁的对华政策

战后初期,日本的内外政策在追随美国的基调上展开,尤其是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亦步亦趋。日本的对华政策在吉田茂担任首相时期日趋清晰,奉行了基于意识形态因素的敌视中国的外交政策。《吉田书简》的出台以及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的《日台和约》,是日本在冷战体制下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的产物,阻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日本推行反共和反华外交政策的确凿证据。

浅析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东北亚政策的变化

冷战开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调整了其东北亚政策。对新中国由观察和接触转为敌对和遏制,而随着台湾战略地位的上升,美国加强了对台湾的扶持;同时,作为美国东北亚政策的重要一环,其对日政策也由“打击和限制”转为“控制和利用”。东北亚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日台条约”就是这一变化的重要产物。

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请求权放弃”中的政府承认问题

"国家间的条约已经放弃民间战争受害者个人的对日赔偿请求权"是阻碍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一大缘由,依据"日台和约有效论"判断中国及其国民对日索赔请求权已经放弃是日方的解释之一。日本政府对于缺乏缔约资格的中华民国政府予以承认的因素有:领土的有效统治不具有决定地位、国际社会其他多数国家承认的情况以及政府承认与联合国代表权的关系,这些因素应符合国际法上政府承认的理论与国际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