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处境与日据台湾新文学

本文以殖民地处境与日据台湾新文学的关系问题为分析对象 ,重点考察日据台湾社会的基本特质及殖民地政治、文化对被殖民者精神的压抑和渗透、对写作者身份的改变。一方面结合史实和殖民与后殖民理论 ,理清被殖民者身份改变的多重脉络 ;另一方面分析日据台湾文学和作家身份确认的复杂和困惑 ,同时探讨文学传承和文学身份问题在日据时期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

“独自不忘风雅事,招邀名士过江来”——菽庄吟社与日据台湾时期的两岸诗坛

菽庄吟社吟侣众多、活动频繁、声势浩大、成果丰硕,而且还衍生出六个文学社团——寄鸿吟社、碧山词社、板桥吟会、东海钟声社、亦小壶天吟社与薇阁诗社,堪称"东南坛坫第一家"。从菽庄吟社与海峡两岸同时期其它文学社团的交流往来,以及两岸报刊中有关菽庄吟社的载录,也可看到该社在晚清民国期间大陆诗坛和日据下台湾本岛诗坛的影响及地位。借由菽庄吟社为媒介,日据台湾时期两岸文化交流其实"隔"而未"绝"。

以史论政:王晓波的日据台湾抗日史论述与政治诉求

台湾统派代表人物王晓波系中国哲学专业出身,经“保钓运动”而产生反帝民族思想,形成了“和平统一”的政见。为寻找台湾未来出路,其走上了日据台湾史研究之路。在戒严解除前,王氏主要从事反专制的民主运动,以日据时期的台胞抗日史作为其纠正台湾民族认同异化论述的首要历史资源。李登辉初次主政台湾时,由于统独矛盾成为台湾社会主要矛盾,且“本土化”逐渐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论述,王氏此一时期的论述主要以《海峡评论》为阵地,以日据时期台湾抗日史的反殖民运动,建构统派“本土化”论述,为“本土化”正名。2004年,陈水扁再次主政台湾时,台湾社会政治出现一系列新变化,王氏为重建岛内统一动力,将论述重点落在建构国民党、台湾和祖国三者之间的内在连结上。王氏在上述不同时期的相关论述高度呼应当时的政治,意在与台湾当局竞夺台湾历史的诠释权,重塑台湾人的历史记忆,促进民主和统一运动。这充分体现了王氏以史论政,将学术研究与政治追求融为一体的特色。

闽南语流行歌曲女性图像与日据台湾社会的变迁

上世纪20-30年代,随着"五四运动"所掀起的新文化转型风潮,也影响到正受日本殖民的宝岛台湾,显现在两性互动与妇女地位方面的是,传统妇女逐渐从束缚中解放,自由恋爱被倡导,昔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妇女,婚前可以和男性交往,男女爱情婚姻观发生很大的变化。以日据时代台湾闽南语流行歌为例可以看出,因应内地输台电影的宣传而开启流行歌曲创作滥觞,词作家根据电影剧情所写下的歌曲,其内容频添社会两性关系变化的相关素材。这些流行歌曲典型呈现了当时台湾社会变迁下的女性图像与两性关系。

日据台湾初期的“抚垦署”述论

日据台湾初期,殖民当局鉴于居于山地原住民的特殊情况,决定在山地设立特别行政机关,以区别于普通行政。后经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最终仿清领时期所推行的抚垦局治理模式设立"抚垦署",其功能、职责均相类似。抚垦署是台湾殖民当局治理山地原住民的一次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殖民当局对原住民的控制,虽然最终不得不废止,但仍为其后的殖民统治提供了诸多经验教训。日本殖民侵略台湾的侵略本质决定了其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治理模式,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广大原住民的反对,因而也决定了抚垦署治理模式的最终失败。

日据台湾初期的军用“台湾语”教科书——以《军队宪兵用台湾语》《台湾语》为中心

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台湾,并强制推行日语教育,以同化台湾民众。据台初期,因为闽南方言带来的语言障碍,日本殖民者不得不学习“台湾语”,即台湾民众普遍使用的闽南方言,并编纂了多部教科书。《军队宪兵用台湾语》和《台湾语》是当时日军使用的两本军用“台湾语”教科书,其内容具有鲜明的闽南方言口语特点,并包括大量的军事用语,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殖民统治色彩。整体来看,这两本教科书较为粗糙,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声调标记,汉字使用也很随意。可见日本据台初期的“台湾语”教科书主要是为了消除语言障碍,以服务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从本质上说,日本据台初期的“台湾语”学习及“台湾语”教科书,是日本对台实施殖民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台湾文学史知识序列的建构中——论日据台湾日语文学创作与文学归属问题

在固有的台湾文学史认知中,对日据台湾作家的日语创作进入"台湾文学"学科知识体系的过程以及悦纳依据,学术史的分析尚不够充分。通过梳理日据台湾日语创作在台湾文学史中的接受史认知问题,以及和韩国文学史中对日据朝鲜作家日语文学创作由疏离到接受的迂回式文学史接受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则可以发现两地文学史叙述中,对这部分用日语来进行书写的文学遗产不同的处理手法,展示出了文学场域内复杂生态系统对文学史认知的搭建功能。

别样梅香：京剧梅派艺术在日据台湾

在京剧诸多流派中,以梅兰芳为典范的梅派艺术流传最广、传人最盛,甚至首传至海外。目前学界主要关注梅派艺术在日本、美国、苏联的流播,而鲜见有关梅派艺术在日据时期我国台湾地区传播方面的研究。梅兰芳是日据时期台湾知名度最高的大陆旦角演员。透过京伶演出、剧目移植、唱片传唱等方式,梅派艺术传播至台湾并深刻地影响台湾旦行艺术的发展,确定了台湾京剧界以梅派为旦角正宗的传统。

新发现的日据台湾前期张家渡台证件初考

本文是通过作者跟随王连茂先生在闽台移民史料田野调查过程中,所发现的晋江湖中苏埭村张家珍藏的渡台证件、台北华民会馆的会员证及张家文件的初步考证,并结合一些相关资料,来探讨日本据台前期,大陆人民又是如何往来于海峡两岸的一些问题.一、日据台湾前期之背景众所周知,自明末清初始。

从台南石姓某家的户籍誉本看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若干情况

近年来,笔者在研究工作中收集有台湾民间之科举齿录、喜庆启事、哀告讣闻以及官方之通缉传单、户籍誊本等史料多种.本文拟就台南石姓某家的户籍誊本来谈论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若干情况.

民事法制中的“旧惯”与日据台湾时期的治理术变迁(1895—1945)

如果被征服的国家,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向来习惯于在他们自己的法律之下自由地生活,那么想要保有这种国家有三种办法:其一是,把他们毁灭掉;其二是,亲自前往驻在那里;其三是,允许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法律之下生活,同时要他们进贡并且在那个国家里面建立一个对你友好的寡头政府。——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陈仪与日据下台湾研究

陈仪是大陆日据下台湾研究的组织者与实践者。他及其随员对日据下台湾的研究代表了当时大陆台湾研究的水准。陈仪取鉴台湾经验,在政治上推行省政改革,经济上发展统制经济,加强闽台交流与合作。陈仪不但是"日本通",也成为"台湾通"。应蒋介石之邀,陈仪主持台调会,编译资料。由于对台湾问题长期观察,陈仪辨析日据下台湾的利弊,有独到处,亦有盲点。台调会搜集的资料,多从日本人编写的书中摘译过来,这些资料注重台湾总督府的制度层面与技术层面,忽视台湾民众。陈仪只注重研究台湾的"物",忽视研究台湾的"人",试图维持台湾总督府的行政架构与统制经济,与台胞的迫切需要隔着很深的鸿沟。

台湾“雾社事件”的日本文学书写——战后至今的文本研究

1930年台湾少数民族发动了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武装起义,史称"雾社事件"。在战后至今的70余年中,日本文学者从未间断过对"雾社事件"的文学书写。从战后日本对台湾殖民侵略的历史认知看,此类文学书写表现出从维护殖民主义话语到反省和批判殖民主义话语、从片面地叙述历史到重述历史语境、从独语到对话的发展态势。

论日本侵占时期台湾内台歌仔戏的海派倾向

日本侵占台湾时期,海派京班迭次渡台演出,极大地改变了当时台湾的戏剧版图。一方面京剧一跃成为台湾地区最受庶民欢迎的戏曲剧种;另一方面受京班的刺激,尚处野台阶段的台湾歌仔戏班纷纷聘请滞留台湾的京剧演员充当戏师、搭班演出,邀请海派画师加盟舞台设计,全盘吸收海派京剧擅长的真刀真枪、连台本戏、机关布景,甚至沿袭京班的演出体制,迅速地由民间小戏成长为商业大戏。海派京班不仅形塑台湾京剧的海派风格,同样促成了台湾歌仔戏剧场艺术上的海派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歌仔戏受京班的熏染而改变它本身的艺术。

帝国凝视:日据时期日本旅行者的台湾“蕃地”书写

日据时期台湾是日本旅行者海外旅行的首选之地,特别是台湾高山族居住的“蕃地”更是吸引了不少富有探险精神的日本人前去探险旅行,从而留下了丰富的旅行书写文本。然而,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不同时期的台湾“蕃地”的旅行书写文本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第一个阶段:从1895年到1915年,是日本殖民政权初步建立时期。“蕃地”旅行者既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防范台湾高山族的袭击。此阶段的旅行书因而带有强烈的探险意味,书写内容除了反映自然环境之险恶外,还凸显高山族的“野蛮”性。第二个阶段:从1916年到1930年,是日本殖民统治巩固和扩大时期。“五年理蕃计划”之后,对台湾高山族的殖民统治日益稳固,不少日本人来“蕃地”观光旅行。与早期相比,此阶段的旅行书写更多带有体验式观光的特点。第三阶段:从1930年到1945年,是日本殖民统治后期。受“涵化”“皇民化”等政策的影响,该时期的旅行书写内容侧重反映高山族“日本化”或“文明化”过程。

章太炎与《台湾日日新报》社

戊戌秋,康梁以变政获罪,“六君子”殉难。清廷复下钩党令,通缉朝野新党,国学大师章太炎,“名亦在其内”,乃应台湾总督府后藤新平函招,

“张赫宙情结”——论日据台湾日语作家的进阶目标与创作窘境

在1930年代的日据台湾,日语逐渐成为了文坛通用语。在此前后陆续登上文坛的台湾日语作家如杨逵、吕赫若、张文环和龙瑛宗等,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以扬名日本"中央文坛"的殖民地朝鲜作家张赫宙作为进阶目标,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张赫宙情结";台湾本岛文学评论界同时也以"张赫宙"及其文学成就作为检讨台湾作家日语创作成就的重要参照体系。通过辨析现代文学中"张赫宙"以弱小民族作家及殖民地日语作家形象渐次浮现的文学历程,可以发现,日据台湾日语作家的"张赫宙情结"固然展示出他们尝试以日语来建设台湾文坛时所剑指的前进方向,亦显露出他们用日语进行文学创作时的创作窘境。

从日语到中文：台湾文学“跨语过程”中的经验锻造与作家分层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知识序列中,台湾文学从日据到光复以来所发生的文学创作语言的变换,造就了文学场域中特殊的"跨语经验"。"跨语经验"的复杂性,展示出文化资源整合、文化认同变迁的现实意义;具有这种"跨语经验"的台湾作家群体,不仅有先行研究中比较关注的"跨语作家",还应当包括较之年长一辈、受日文影响更深刻的"语言转换作家"。"跨语经验"中作家代际差异的浮现,展现出不同世代作家身上所受"日语影响"负迁移作用的深浅,以及挣脱日文影响、彰显中文表现的困难程度差异。

现代·殖民·国族——1930年代中国台湾人的私纪录片与日据侧影

20世纪30年代早年留学日本的中国台湾人刘呐鸥和邓南光受到日本20世纪20-40年代业余电影运动的影响,创作了从个人视角出发的私纪录片。无独有偶,在他们的私纪录片中显示出对现代主义的迷恋,对殖民地中国台湾和东北的展现,同时在纪录片中反映了日据时期的高压环境引发的对于国族的暧昧性。两位作者的私人纪录片通过个体创作反映了日据时期中国台湾的一个侧面,成为研究民族史的影像证据。

日据时期台海商贸的异化与延续——以台湾“条约港”与“特别输出入港”为中心

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台湾与大陆的商贸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日本为阻断台湾与大陆长久而密切的经贸联系,虽继续开放淡水、基隆、安平、高雄四个"条约港",但却倾力于高雄、基隆两港的建设,以取代在台海传统贸易中有着重要地位的安平、淡水二港。但"条约港"的开放远不能满足台湾商民的需要,为稳定政权统治,安抚民心,并将海峡两岸贸易纳入殖民贸易轨道,台湾总督府开放了包括旧港在内的八个"特别输出入港"与大陆沿海口岸进行贸易,使台海民间贸易并未因为政治变故而中断,而是继续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