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殖民体验与郁达夫留日时期的创作

半殖民的另一面对应的是半封建,所以郁达夫的创作有着反叛传统文化、追求个性自由的一面;而半殖民的事实又必然会让身处日本的郁达夫感受到被征服者的屈辱。他既渴望以一个世界主义者的视角来分享西方/日本的文化,又不得不在现实处境中祭起民族国家的大旗来对抗半殖民现实对自己的精神压迫;既要以一个世界主义者的眼界来拥抱西方/日本文化,又不得不在必要的时候以“封建”的态度来对抗西方/日本。这既构成了郁达夫留日时期小说叙事中身份认同的两难,也决定了他对日本以及女性书写的复杂态度。

针灸日时避忌探析

针灸时间治疗学是针灸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中国生物钟＂的子午流注学说就是针灸时间治疗学的代表。子午流注属于按时刺灸法,按时刺灸法也被现代学者称为时间针法[1]。该法以《内经》和《难经》等经典的＂候气逢时＂理论为基础,着眼于＂何时可用何穴＂。

李叔同留日时期美术作品的价值与意义

1905年8月至1911年3月,李叔同在日本留学,前后约五年半。在这期间,他从补习语言到考入东京美术学校,同时兼习音乐、提倡话剧,在美术、音乐和话剧研究与实践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业绩,奠定了他作为近代中国艺术启蒙者的历史地位。而其中在水彩画方面的探索和在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的学习,则是其最重要的艺术经历,有必要作一次系统性的考述,对其之所以成为开创者及其历史意义给予实证基础上的评判,可以更清晰地呈现其对中国近代美术的历史性贡献。

略谈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

从1902年到1909年,从22岁到29岁,鲁迅在日本度过了富于思辨的岁月和年华。鲁迅一生之中只有留学日本的八载光阴是在“学生民族主义者”中和异族生活的环境里度过的。中国同志的民族革命思想和部分日本同学的民族偏见从正面和反面刺激着鲁迅的民族意识。因而,其一贯具有的强烈的民族意识,此时显得特别强烈。这个特点突出地表现在鲁迅对待新思潮的态度里。

论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化观

基于家道中落和新式教育的影响,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化观念顺承了科学理念与进化论思想,宣扬个性主义与意志论哲学,并形成了系统而又富有活力的思想结构,去践行拯救民族国家的宏伟心愿。

“律法者”的缺失与“象征界”的症候——1928-1930年旅日时期茅盾创作心理探析

茅盾的创作心理变化,既是独特的个人的心理体验,又是典型的20世纪中国作家的心路历程。在大革命失败后,隐居上海的茅盾的心理变化尤其剧烈,他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象征秩序",此时期他的作品也呈现某种"症候性"。他从1928年7月到1930年4月旅居日本,集中书写内心的苦闷,但从《虹》开始过渡到重新认可社会网络的重要性。他发现与另外一位女性交往同样无法建立两性间的"律法秩序",于是回到上海,加入左联,进行全新面貌的创作,成功地重建了"象征界"。

鲁迅留日时期关联史料探索

第一回 (略)参阅本刊1988年第2期有关内容。第二回 鲁迅等一行三十四人乘神户号赴日本那么,鲁迅乘大贞号到上海后,又是如何前往日本的呢?请看如下文件:

针灸日时知避忌──试论针灸日时避忌的原则和方法

针灸日时避忌在针灸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强调针灸施治的禁忌时间以及与此相应的针灸部位。其学术思想出自《内经》，具体方法则主要形成并盛行于隋唐时期，包括太乙忌、虾蟆忌、人神忌、尻神忌、血忌、建除忌等，这些方法后世已很少应用，本文对此作了探讨。

鲁迅留日时期关联史料探索(三)

第六回 全文公布弘文学院规章这一回介绍上一回所省略的、资料(6)所附的别册。其中包括私立弘文学院规章,经费收入、支出及维持法,弘文学院占地及校舍略图等。关于弘文学院规章,以前并非完全没有提及。有的材料只记述了要点。

鲁迅留日时期关联史料探索(五)

第十一回 官派留学生三团体成为三学级之柱石鲁迅入弘文学院时,在江户川外塾已有26名北京警务学堂派遣的警务科学生,鲁迅等6人在本院宿舍与包括湖南省派遣的10人在内的速成师范科学生共同生活,这些已在上一回说明了。这一回打算一面予以补正,一面从数字上探究实况。

鲁迅留日时期关联史料探索(二)

第五回 鲁迅是弘文学院的第一批学生上一回概略地叙述了弘文学院成立前的历史,这一回旨在说明弘文学院成立是在鲁迅抵达东京之后。由于留学生数目增多,亦乐书院显得狭窄起来,所以嘉纳治五郎便接受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建议,决定扩大私塾,设立以培养清国留学生为目的的学校。

鲁迅留日时期关联史料探索(四)

第八回 松本老师在浙江班教日语学生鲁迅说明“于”与“於”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时,松本龟次郎(1866—1945)曾任日语教师。他后来写有《邻邦留学生教育的回顾与将来》(《教育》第七卷第一号,1939)一文。1903年5月,松本应嘉纳治五郎之请,辞去佐贺师范学校职务,来到弘文学院担任日语教师。其后,教过许多中国学生日语。1908年被聘为京师法政学堂教习,因辛亥革命归国,在东京府立中学执教。

宋教仁留日时期的思想特点

宋教仁从1882年出世到1913年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这三十一年中,有七年留学日本。这七年正是宋教仁从二十二岁到二十九岁(1904—1911)的风华正茂时期,为其世界观的形成和一生的建树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因此要研究宗教仁,就不能不探讨他在留日时期的生活、学习、革命活动和思想风貌。 宋教仁踏上留日征途是1904年12月5日,与其说他是赴日留学倒不如说他是逃避追捕。这年秋天,华兴会准备在长沙发动起义,作为封会长的宋教仁频繁活动,不料临近起义日期却事机败露,宋教仁被清廷四处通辑。万般无奈,宋教仁才在上海黄浦江口踏上赴日的轮船,怀着沉重的心情乘风破浪来到了当时正向世界(足屈)起的日本。这时,在留学生中正在展开声势浩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宋教仁一到东京,就被这种革命热潮所感动,一洗起义失败后那种悲伤激愤的心情而代之以火热的革命斗志,他更名桃练,继续开展反清活动。他和黄兴一起组织了革命同志会,联络留学界百余人,从事民族革命。留日湖南学生组有同乡会、湘西学会,他经常社会演说:留日学生组织的演说练习会也经常留下他的足迹,并充任该会的书记。宋教仁还担任了《白话报》历史、地理、论说、时论四门的主笔,不断为其撰写文章。为了磨练革命意志,他常往黄兴组织的体育会练习打靶、骑马、舞枪。

不同日时长袋鼠式护理对极低出生体重儿完全经口喂养、恢复出生体质量的影响分析

目的分析极低出生体重儿接受不同日时长袋鼠式护理(KMC)对完全经口喂养、恢复出生体质量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9月—2020年9月该院收治的极低出生体重儿152例,根据不同日时长KMC将患儿分为研究组、对照组,每组76例。对照组每天接受2 hKMC,研究组每天接受8 hKMC。护理4周后,比较两组住院时间、喂养方式、抗生素使用时间、完全经口喂养日龄、恢复出生体质量日龄、体格发育情况、院内感染发生率及家长满意度,评价护理效果。结果研究组住院时间(18.6±3.1)d、抗生素使用时间(7.3±1.7)d、完全经口喂养日龄(13.6±2.4)d、恢复出生体质量日龄(5.8±1.2)d均短于对照组(21.5±3.7)、(9.1±1.6)、(15.2±1.9)、(7.0±1.2)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236,6.722,4.557,6.164,P<0.05);研究组患儿每日体质量增长(18.1±2.7)g/kg、每周身长增长(1.5±0.3)cm、每周头围增长(1.4±0.3)cm显著高于对照组(16.0±1.2)g/kg、(1.1±0.2)cm、(1.0±0.4)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196、9.672、6.974,P<0.001);研究组院内感染发生率(6.58%)明显低于对照组(18.42%),且家长满意度(94.74%)显著高于对照组(82.8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872、5.365,P<0.05)。结论极低出生体重儿每天接受8 h KMC的护理效果显著高于每天接受2 h KMC患儿,每天长时间KMC可促进患儿生长发育,尽快恢复出生体质量。

又是莲开映日时

莲花又称荷花，自古以来，荷花就是深得人们喜爱的传统名花。江南民间旧俗以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作为荷花生日，人们往往结伴观荷，称“荷花节日”。

留日时期鲁迅的文化选择意识

1 一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而又陷入落后境地的民族,面对异质文化的冲击,如何找到自己重新崛起的道路?这是摆在本世纪初期中国每一个爱国知识分子面前的重要问题。

“开放的心灵”与“怀疑的精神”——试论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特色

鲁迅是现代中国迄今无人超越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后来走上了“一条中国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终于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而在于他为中华民族贡献了别人无法贡献的、他个人独有的东西;而这种贡献是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嵇康的愤世，尼采的超人，配合着进化论”──鲁迅留日时期思想之整体观

＂嵇康的愤世，尼采的超人，配合着进化论＂──鲁迅留日时期思想之整体观汪毅夫１．相悖相高的学说与处实效功的精神有如一群被宠坏的孩子，西方新思潮初入中国便吵吵闹闹，它们不仅向中国古老的儒家学说挑战，而且彼此悖离、挑起各自的中国籍的同情者之间的激烈争辩。青...

冰心旅日时期散文研究——“二战”后初期的中日言说

冰心是“二战”结束后首位到达日本的中国著名女作家,在长达五年的旅日生活中细致观察日本社会现状,积极展开文化视域下的中日言说:展现战争带给中日人民的深重灾难,暴露日本女性问题,介绍中国文学,介绍日本情况,探讨中日和平等。在此,冰心以谈话的笔调与读者亲切交流,巧用叙议结合的方式发表关于中日状况的见解,以融情入景的技巧在景物的描写中表露自己的情感态度。冰心中日言说的特点源于个人社会身份和文学创作观的作用,展现了文化与社会的双重影响。可以说,冰心旅日时期的散文研究不仅是对冰心散文研究的有力补充,也为中日关系研究提供另一面向。

在生活的夹缝中寻找出路——郭沫若留日时期的思想嬗变

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的生活经历与他思想上的转向有重大关系。留日时期,他虽饱尝歧视却始终是一个在寻找意义的“他者”,在压抑、矛盾状态之下其爱国之情的喷涌勃发也同样剧烈。如何看待爱国与异族的爱妻、如何在复杂而矛盾的生活中平衡民族主义与超越民族主义的碰撞,既是他思想的困境、也是他借以寻求思想出路的契机。另一方面,郭沫若的爱国之情和一腔抱负伴随着几次归国又几次被迫离开的现实而无所附丽。在体验到上海的殖民化、无以报国的时代迷惘、苦闷的生活煎熬之后,他回到日本安心学医,但在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时实现了思想上的“再生”,下定放弃研究医学的决心,这个决心使郭沫若放下所有的迷茫、烦闷,得到了“觉醒”“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