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日本大地震对中国东北部地区地壳形变态势的影响

以中国东北部地区的GPS观测资料为基础,研究了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部MW9.0大地震对中国东北部地区的地壳形变场状态、活动构造的运动方式及地震危险性态势的影响。结果表明,该地震所引起的同震地壳应变场与研究区域长期地壳应变率场相对比,两者在主应变方向和大小等方面,整体上并无明显的一致性。该地震主要影响了中国东北区域应变积累水平,同震位移在瞬间所产生的应变,相当于该区域约12.7a的长期积累。而在东北以外的其他区域,同震应变对背景应变场的影响并不明显。基于同震应变以及背景应变场,选取了4个重要的活动断裂区段,利用一系列跨断裂连续GPS基线端点相对位置的时间变化序列进行分析,发现该地震使郯庐断裂北段发生了明显的左旋错动和拉张运动,且震后的变化趋势反映着轻微的继续左旋和拉张;而对于郯庐断裂的中段,该地震并没有产生明显的错动和拉张,仅使其震后的右旋运动速率有轻微的加快;对于华北地区的张家口-蓬莱断裂带,虽然在地震后约1a时期内表现为右旋挤压运动,但随后则快速回归到原有的左旋拉张运动,反映出这次地震的发生使该断裂的应力积累首先得到短暂的释放,随后区域应力又回归到原有水平;太行山山前断裂带的运动态势未受这次地震的显著影响,因而推断出此次地震的影响范围并未波及到山西地堑系。总体而言,3·11日本大地震的发生,使中国东北部区域的地壳应变积累和应力水平有所缓解,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区域的地震危险性。

日本3·11大地震对郯庐断裂带(中南段)位移场影响的数值模拟研究

通过建立的2个有限元模型,从位移场的角度探究了日本3·11大地震对郯庐断裂带(中南段)区域的影响。结果表明,日本3·11大地震所引起的同震水平位移在郯庐断裂带附近达到了mm至cm级。在郯庐断裂带的东侧,位移值最大处的中国东北地区达到了30mm,在华北地区,位移值最大处的烟台、威海等地也达到了12mm;在郯庐断裂带的西侧,位移值最大的东北地区有20mm,而在华北地区,位移值最大只有8mm。可见郯庐断裂带的东西两侧位移值差别非常明显。总体而言,日本3·11大地震对中国影响比较大的地方主要在郯庐断裂带的北段,即中国东北地区。考虑到实际地壳介质对应变传递的延迟效应,日本3·11大地震对中国郯庐断裂带的实际影响会有1个滞后,因此,2011年以来辽宁、吉林的多次地震与日本3·11大地震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可见日本大地震对山东、江苏段的影响仍然不可忽视。

企业参与灾害管理:日本应对3·11地震的实践与启示

在灾害的复杂化与常态化趋势日趋突显的今天,参与灾害管理已成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客观需要和具体表现。通过对3·11地震日本企业参与应急救援的分析发现,日本企业在此次巨灾中之所以能够从容应对,并积极参与社区紧急救援,表现出了强大的救灾能力,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对参与灾害管理能力建设的重视。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日本企业通过基于业务持续计划(BCP)的灾害管理体系建设,将风险管理融入日常管理之中,使防灾减灾常态化,在提高企业自身灾害响应能力的同时,显著增强了企业的灾害参与能力,彰显了风险社会企业的责任与担当。日本企业参与灾害管理实践为下一步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尤其是企业参与灾害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例油阻尼器破坏对结构设计的经验教训——日本3·11地震的启示

日本3·11震后调查发现一栋消能减震钢结构上的油阻尼器发生了严重的损伤和破坏,表明消能构件在极端荷载作用下是可能受损、甚至完全失效的。明确提出了在设计概念上,消能构件是提高结构抗震能力的附属设备,是可消耗的、可替换的,应重视消能减震结构的抗震概念设计。总结了消能减震结构基于性能的设计方法还有许多问题需进一步解决和完善。

日本3.11地震波频谱特征及其对结构响应的影响

选取了33条日本3．1l地震波记录，研究其频谱特征及对结构响应的影响，筛选出较符合我国抗震设计规范要求的地震波加速度时程。研究结果表明：3．1l地震波的频谱成分丰富，幅值很大，对结构损伤的有效频段为0．1～10Hz；通过分析3．11地震波的频谱特征，能准确地评估其对不同周期结构的破坏强度，对短周期结构的作用巨大而对中长周期结构作用却很小，特别是对长周期结构；相比于经典波El Centro和Taft，郡山NS波更适合作为短周期结构的时程分析输入地震波。

新闻报道引用科学家话语的框架分析--以3·11日本地震为例

大众传播并不是单纯的"告知"活动,它所传达的信息通常伴有对事件的解释说明,并提示大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突发事件频仍的当今社会,科学传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大众媒体如何面向公众进行科学传播也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大众媒体之一的报纸在进行科学传播中往往通过在报道中援引科学家的话语来影响受众。媒体通过科学家话语一方面对事件进行科学解释,消除流言;一方面进行科学指导,规避灾难。本文以《人民日报》、《新京报》和《南方周末》三家报纸关于3.11日本地震事件的报道为例,采用内容分析法等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不同报纸在新闻报道中援引科学家话语的共同框架和各自框架,深入探讨科学家在新闻报道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报纸如何使用科学家话语来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试论公共危机中政府与媒体合作之必要性及原则——以日本政府和媒体联手应对“3·11”地震为例

本文以"3·11"地震中日本政府与媒体联手应对危机为研究主体,用事实阐述了公共危机中政府与媒体合作的必要性。同时,通过分析我国政府与媒体关系中存在的一些本质性问题,并结合日本政府与媒体合作经验,试图找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使政府与媒体能在公共危机中进行有效合作的原则。

企业参与灾害管理能力发展:从阪神地震到3·11地震的日本探索

经历阪神大地震的冲击之后,日本企业开始在加强自身灾害管理的基础上参与国家灾害管理。基于灾害管理全过程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从阪神地震到3·11地震日本企业参与灾害管理的考察发现,日本企业在防灾参与能力、备灾参与能力、应急参与能力和参与重建能力上都有了较大幅度提高,由阪神地震时停留在灾后捐款捐物的低水平向基于灾害管理全过程专业化方向发展。尽管如此,无论从企业自身还是国家相关政策上看,其参与灾害管理能力建设都还存在明显不足。今后努力的方向是,日本政府需要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完善灾害管理体系中的企业参与制度设计,建立政府、企业与社会三位一体的灾害治理体制机制;日本企业则应以＂3·11＂地震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基于战略优势的参与灾害管理能力建设,使参与灾害管理常态化、专业化、战略化。

从“3.11”地震看现代日本国家本质

本文以"3.11"地震为研究线索,进一步探讨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处理、政府的危机处理对策以及能源政策等问题,并以此来分析和探讨现代日本国家的本质问题。

日本媒体灾难新闻报道的特点与作用——以3·11东日本大地震为例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发生9.0级大地震,是日本史上最严重的大震灾之一,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日本媒体对此次大震灾的报道展现了独有的特点与作用,同时由日本特有的媒体系统产生的问题,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值得中国媒体进行学习和反思。

日本3·11大震前后首都圈地区跨断层水准的变形特征及成因探讨

以跨断层水准实测资料为基础,分析2011-03-11日本东部Mw9.0大震前后首都圈地区（114°～119°E,39°～41°N）地壳垂向变形特征。通过构建首都圈地区三维有限元模型,初步探讨跨越不同几何结构断层的测线所表现出的变形特征的动力学成因。结果表明：1）首都圈地区跨断层水准资料表现出群体性变形特征,反映相同的断层运动性质;2）NNE-NE向断层的上盘相对下盘垂向下降,NW向断层上盘相对下盘同样垂向下降,表征着首都圈地区NNE-NE、NW向断层受到不同程度的张性应力作用;3）数值模拟给出的不同方向跨断层测线的垂向变化结果同样表现出与实测结果较为一致的断层正断运动性质,即断层上盘相对下盘垂向下降;4）日本Mw9.0大震造成首都圈地区近E-W向的张性应力是产生首都圈地区跨断层水准资料群体性变化的主要原因。

北京学生对日刻板印象及3·11地震后的情绪和援助意向研究

研究采用问卷法探讨了北京市大中小学生对日本人的刻板印象差异、日本3·11地震后情绪与援助意向的不同,以及刻板印象和情绪反应对于其援助意向的影响,结果发现:(1)北京市大中小学生对日本人的总体刻板印象偏消极,但高中生和大学生在能力维度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肯定;(2)日本3·11地震后,大中小学生整体的情绪反应程度不强;但高中生和大学生较之小学生和初中生表现出更多的悲伤、同情等亲社会情绪,而更少幸灾乐祸情绪;(3)大中小学生在是否对日本进行援助的问题上显得比较保守;(4)对日本人的刻板印象与地震后的情绪反应和援助意向之间存在显著相关;(5)各群体中,亲社会情绪在对日本人的刻板印象和地震后的援助意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但对地震本身的事件应对情绪并不存在这种中介效应。结论:北京市大中小学生对日本人的刻板印象较为消极,其对3.11地震后援助倾向有显著影响,且这种作用部分是通过亲社会情绪产生的。

“3·11”东日本大震灾应急语言服务

本研究以“3·11”东日本大震灾为个案分析日本针对突发灾害的多语言服务情况。在阐述日本应急语言服务相关法规、制度及运行机制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3·11”东日本大震灾应急多语言服务具体措施,包括服务方式:窗口咨询,电话咨询,电视、收音机广播,网络/网络“收音机”广播服务等;服务语言:10多个外语语种、“简明日语”和方言服务;服务内容:提供便于携带的《日常生活多语种指南》和《防灾多语种指南》手册,提供重灾区避难所、地震/余震、撤离联系电话/集合地点、防核辐射知识、水电、银行、道路交通、饮用水和蔬菜污染等相关应急、日常信息等。震灾突发时日本实施多语言服务的成果,大多得益于平时充分的准备工作和以往丰富实践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日本通过成立多语言服务团队挖掘市民力量,实施人才培训,储备用于应急的社会资源,实现了纵向(政府)与横向(民间团体)有机联合的机制,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应急语言服务宣传不足、未建立常驻外国人之间完善有效的“社会联络网机制”等。基于震灾应急语言的经验和不足以及此后日本应急语言服务的完善与提升,提出对中国构筑应急多语言服务体系的启示。

浅谈媒体伦理与媒体责任——以NHK对“3·11”地震报道为例

本文主要以日本"3.11"地震报道为例,从日本广播协会(NHK)的历史沿革、预警机制、报道风格与内容、责任与伦理的启示来探讨NHK所奉行的媒体伦理和履行的媒体责任。

末世焦虑、政治批判与神道教情结——论日本“3·11电影”的文化表征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无论是普通的个人还是专业的影视从业者,都将受灾体验、灾后复兴与重建的现状以影像画面的方式进行记录、展示。作为民族文化与现实镜像的载体,日本电影在眼花缭乱的灾难视觉盛宴中继续生长,聚合为日本“3·11电影”。它的内核是本土的,受民族文化的影响与制约,有其文化基因的一致性,其形态、功能与观念与本民族、国家的文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传达出了日本民族独有的行为方式、精神信仰、理解思维与国民性格。这批影片折射出了日本人强烈的末世焦虑与危机意识,体现了核泄漏给日本人造成的创伤阴影,并对腐朽无能的政府和虚伪自私的政客进行了批判,而影片中日本人拥有的恩情意识、生态理念、生死观念,又足以说明他们对神道教有着浓厚的情结。

日本仪器烈度计算3种方法对比

地震发生时的仪器烈度计算和震后的烈度速报对于地震预警系统以及震后救援具有重要的意义。仪器烈度计算速度的改善和计算结果的准确度对于整个预警过程都十分重要。日本仪器烈度计算方法的发展主要经过了3个阶段:1996年气象厅仪器烈度计算方法,2008年实时仪器烈度计算方法以及2013年实时仪器烈度计算方法。本文详细阐述了这3种烈度计算方法,并且采用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9.0级地震的数据,对比分析了3种方法所得到的仪器烈度,发现2013年方法比1996年气象厅仪器烈度在计算速度上具有一定的优势;相比较于2008年的实时仪器烈度,2013年方法计算得到的实时仪器烈度更接近于1996年气象厅仪器烈度。

安徽地区形变观测对日本9.0级地震的同震响应

利用安徽地区定点形变观测仪器记录到的日本9.0级地震同震响应的数据资料,分析同震形变波的初始方向、触发时间、最大振幅、衰减过程等震相特征,检验观测仪器的可靠性和灵敏性,得到日本9.0级巨震对安徽区域形变场的影响。

日本灾害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以“3·11东日本大地震”为视角

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后,日本政府在反思灾害应对教训的基础上,对原有防灾体制进行了诸多改革,出台和修订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将切实可行的《灾害对策基本法》和可操作的防灾基本计划有机结合,从而增强了全社会应对灾害的能力。借鉴日本灾害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防灾减灾应急体制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11日本地震对中国公共危机教育的启示

日本在3.11地震中,向世界展示了独特的"日本秩序",折射其成功的公共危机教育。公民的公德教育是危机教育的重要内容,应从宏观上把公民道德建设纳入公共危机教育的视野,从微观上提升应对公共危机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同时培育企业、非政府组织及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责任;对公民实施全面化和常态化的公共危机教育。

日本社会中的“自肃”与国民的公民意识探析——基于日本3.11大地震后的灾区实地调查

日本3.11大地震发生之后,传统社会中的"自肃"和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发挥了巨大作用。"自肃"源于日本传统文化,国民的"公民意识"则是日本积极推进公民教育的结果,二者互为表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日本的经验告诉人们,在挖掘传统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给传统文化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并使人们自觉遵循,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文化也是治国安邦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