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亚同文会与天津同文书院

天津同文书院是日本东亚同文会于1921年12月经过中日两国政府批准创办的、以招收中国学生为目的学校,规模和影响仅次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也是日本东亚同文会在华北地区创办的惟一学校.

东亚同文书院始末

考察了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史缘起、详细沿革及其客观性质等,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从1900年至1945年在中国开办的东亚同文书院,培养了大量的所谓“中国通”,通过丈旅行等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立体式调查,实际上是为日本政府的侵略活动作了前期准备。在侵华战争中,东亚同文书院的学员充当随军翻译、间谍等,为日本军方搜集和提供情报,直接参与侵华活动。因此,虽然东亚同文书院曾经对中日文化交流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决不应该由此忽视其作为日本侵华帮凶的性质。

一部特殊的云南省志——《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云南卷》

去年在履行对全省各级综合档案馆进行档案资源建设、信息化建设、县级档案馆库建设及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认定“四项重点”工作督察中，在德宏州档案馆资料库房中发现保存有一套《新修支那省别全志·云南卷》复印本，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该志书全是日文书写，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由日本人编纂的，即由日本东亚同文会于1943年（日本昭和18年）出版发行。“支那”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蔑称，直到二战日本战败后，盟国最高司令部责令日本外务省不得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这一称谓才开始从日本政府的公文、学校教科书、媒体中消失。那么当时日本人为什么要来撰写中国的地方志？日本人撰写中国地方志说明了什么？又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