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新日本主义叙论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出现的"日本主义"为旧日本主义,而战败后的"日本主义"则为新日本主义。两个时期的"日本主义"都以"日本论"与"日本人论"为标识。自省—自信—自负,成为新旧"日本主义"共有的心路历程。总体而言,新日本主义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其性质也随时而异,其早期的对战争的反省与中期的对"成功"的思考,曾给予历史以重要的启示,而后期的"自负"、"膨胀"意识的产生,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

战后日美两国日本文化论研究的分歧及其意义

在前期的日本文化论研究中,日美两国学者都以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为研究对象,但到了后期,美国学者突然转向日本社会、特别是特殊的结构,而日本学者却死守在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方面。美国学者的研究目的是要揭露日本的特殊结构和贸易保护政策,扩大美国的对日出口,日本学者想通过夸大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来为特殊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寻找合情合理的理由,继续保持对美贸易的不平衡。

从京剧《赵氏孤儿》说开去:中国人忠诚观考察

中国学者中存在着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忠诚观截然不同:中国人的“忠”因有“仁”这一天平的裁量因而是相对的,而日本人的“忠”是无“仁”之“忠”因而是绝对的。本文的考察从1959年京剧《赵氏孤儿》出发,旨在检验此观点关于中国人忠诚观的部分是否成立。考察显示,虽然就1959年京剧《赵氏孤儿》而言该观点成立,然而当我们的视野转向历史文献、《赵氏孤儿》舞台的演变、中国著名历史人物忠诚观等诸多方面时,发现该观点不仅不能成立,而且妨碍我们正确认识现代中国历史、政治和文学与忠诚观相互交织激烈碰撞的种种现象及本质,因而是极其有害的。然而该观点最大的问题却是其鼓吹的如下刻板成见:即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忠诚观扎根于各自的民族性格之中,从来如此,将来也不会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观点其实不啻于一个类似“日本人论”的“中国人论”,必须对其加以批判。

缘人:日本人论的方法论透析——从心理人类学到心理文化学

缘人是日本人基本人际状态的模型。它分为集团、社会交换、情感控制的文化机制、自我认知等四个维度。初始集团是以父子关系占优势地位,母子关系占亚优势地位;次级集团是以家元为典型,缘约原理为运作方式;社会交换模式是好意优先型;情感控制的文化机制是抑制型;自我认知是自他协调型,由此构成一个整体人模型。尚会鹏把中国人、美国人、印度教徒和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命名为伦人、极致个人、阶序人和缘人,以基本人际状态为中心,重组、创建了心理文化学的理论体系,力图解决许烺光心理人类学的根本问题。滨口惠俊提出的间人主义只是做了许烺光心理人类学的日本化工作,理论创新是缺位的,尚会鹏则对理论内核进行了升级,提出一个全新的研究范式。

《新日本人论十二讲》述评

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文化人类学专业教授船曳建夫的'‘日本人论’再考'2010年4月由日本讲谈社出版了文库版。'再考'通过解释何谓日本人,来消除近代日本人身份认同的不安。这种'不安'决不是仅在'日本'处于危机时才扩大的,即便在国运昌盛时,也因为对'成功'缺乏信心而产生'不安'。因此,无论是国力衰弱还是强盛时,日本社会都会出现不安以及慰藉这种不安的日本人论。让人饶有兴味的是,当日本重新回到亚洲、如何定位自己以及是否会因此产生新的身份认同的'不安',特别是面临一个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迅速崛起的中国,是否会出现或更多地出现针对亚洲或中国之不安的'日本人论'?

“日本人优秀论”刍议

"日本人论"、"国民性比较研究"是日本学者热衷的课题,著述繁多。战前和战时的日本御用文人,利用"日本人优秀论"为国内统治和侵略战争造势。战后"日本人优秀论"的钟摆与日本经济增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当日本经济发展迅猛时,钟摆向"日本人优秀"方向摆动,而当经济状况不好时,又摆向相反的方向。

物造神话论:一个被加工出来的制造业意识形态

作为对日本制造业的组织与技术特征的概括,近年来“物造”这一词语风行日本。尽管“物造”一词是典型的日文,但是其被用来描述日本制造业的历史却不长。本文分析物造在日本突然流行的经过及其政治经济背景,认为物造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日本制造业精髓的一种提炼,但其理论基础与重商主义经济学有关,可能演变成经济民族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并与全球化和地域经济一体化所体现的精神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