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江户思想家的“日本优越论”取向

以日本江户时代的朱子学派、古学派、阳明学派、国学派以及兰学派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思想中的“日本优越论”取向。从江户初期开始,江户思想家先后从“日本皇统”“日本水土”“日本文化”三个层面论证了日本相对于中国的优越性,渐进式地清除了中国思想对日本的影响。这意味着,江户思想中的“形而下”取向绝不是简单地局限于哲学性的思考,更凸显出日本思想的自我主体性,客观上加速了日本自身思想文化的觉醒,由此折射出江户思想的“日本化”特性。

日本明治前期知识界接受西方“民族”概念的思想远因——以“日本优越论”为核心

明治初期,日本知识人将西方“Nation”一词翻译为“民族”后,他们在使用“民族”概念的过程中,直接把“日本优越论”置于其中,进而创造出“日本民族”“大和民族”等词汇,从中突出强调日本民族自古以来所形成的优秀特征。表面上看,这一思想的形成与国粹主义密切相关,但若进一步考察,志贺重昂等国粹主义者以及《启蒙日本思想》等杂志中的“日本优越论”并不是首次出现,而是江户时代的主要思想之一。事实上,由于明清鼎革和明末赴日乞师者的影响,江户前期的山鹿素行、山崎闇斋等人先后从日本皇统、日本水土两个特性构建了“日本优越论”。重要的是,“日本优越论”不只成为江户后期本多利明、佐藤信渊以及吉田松阴对外扩张设想的“思想动因”,还影响了明治前期日本知识人对西方“民族”理念的接受和使用。

江户时代"日本优越论"的缘起及其局限

在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派、古学派、阳明学派、国学派的思想家先后从“日本皇统”“日本文化”等层面论证了日本对于中国的优越性,形成了独具特性的“日本优越论”。考察东亚史,这一优越论的形成,既有元日战争、明清鼎革之事的影响,又与江户学者对中国思想的认同、接受、质疑和批判密切相关。然而,随着“日本优越论”的深入发展,国学派学者以“日本文化为中心”的优越论取向,却把“日本优越论”引向了对外扩张之路,凸显出这一思想的局限性。

论日本新国家主义的基本特征

日本新国家主义由一种政治思潮逐步发展成为主导国家战略走向的政策理念,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日本新国家主义既与以往的自民党“保守本流”的政治路线一脉相承,又有其显著特征,集中地表现为以日本“民族优越论”为理论基础,以天皇主义为内核,奉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和理念,以追求实现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政治、军事大国地位为目标。

白鸟库吉的“皇道论”及其实质

白鸟库吉认为,"国体的尊严和皇室的万世一系"是日本在外国面前值得骄傲的两点,以此为前提吸收印度佛教、中国儒教的精华,近代以来又吸收西洋文明,实现了日本"当今"的兴盛。其沿着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的主旨,作为信念和宗教来理解皇室的绝对性、悠久性。认为"神代史"是皇国的精神,国史是这种精神显现发展的追溯。在其讨论日本如何保持"皇道",吸收先进文化,达到如今国盛民兴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他鼓吹皇道、宣扬日本优越论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