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精英对日本侵占南沙的因应——以民国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1939年3月底,日本侵占南沙群岛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在“南进政策”上迈出的重大一步。当时国内知识精英通过报刊密集发表社论和文章,提出我国对日本侵占南沙的因应之策:坚持南沙群岛主权属我;厘定斯巴特莱群岛为我团沙群岛;研判日本侵占南沙是剑指法、英、美、荷南洋殖民地而与对华战事无涉。这不仅提升了抗战相持阶段后国人进一步的抗日爱国热情、加快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还为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正式收复南海诸岛、更改“团沙群岛”为“南沙群岛”和绘制《南海诸岛位置图》等一系列有效管辖南海诸岛的行动,奠定了强大的舆论和思想基础。

日本侵占时期台湾共产党政治纲领焦点问题评析

日本侵占时期,台共在其政治大纲中提出了"台湾民族"、"台湾独立"等焦点问题。其实,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并不能成立,它是日共忽视了台湾的特殊性而生搬硬套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独立"的真实内涵是指台湾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独立",并非要从中国"独立"出去,而是希望借此先自我解放,然后,待中共在大陆的革命取得胜利后,再回归祖国。

中国东北日本侵占地城市公园研究综述

近代城市公园不仅是一个开放的物理空间,在学术上也成为历史学和城市规划等多个学科热衷介入的研究议题。中国学界对于近代东北日本侵占地的城市公园研究多从公园形态设计、历史变迁等方面展开,缺少文化研究的视点。日本学界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同样多以城市规划、景观学方向而展开。近年来兴起的风景文化视点为殖民地公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近代以来,在日本建立民族国家并向外殖民扩张的过程中,风景起到了强化国民认同、形塑“帝国”政治的文化想象作用。日本殖民者在中国东北修建的城市公园正是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风景文化实践。

日本侵占时期的“台湾银行”与“满洲中央银行”之比较研究

日本政府在军事侵略的同时大肆进行金融扩张,通过设立银行等金融手段掠夺经济资源,且手法极其相似。日本侵略中国时期在南方设立的"台湾银行"和在北方设立的"满洲中央银行"均是日本政府掠夺我国资源、支持其侵略战争的工具。

近代中国日本侵占地城市规划范型的历史研究

近代中国日本侵占地的城市规划是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历史中的组成部分之一。为了提示城市规划发展的演变规律,从城市规划范型的角度,对近代中国日本侵占地的城市规划进行历史分析。从中得知国外城市规划思想导入近代中国日本侵占地的三种主要途径。国外城市规划在中国的导入过程也是近代中国日本侵占地的城市规划范型的形成与转变过程。这种对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是随着西方城市规划的发展而展开的,也是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不同战争程度而展开的,反映了这一段城市规划历史的侵略与战争色彩。

近代中日茶叶市场国际竞争与日本的侵占

近代中日相继开埠通商后,茶叶是两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商品,对外输出急剧扩大,成为换取外汇、支撑本土经济的重要途径。在绿茶重要销售地美国,两国展开了激烈竞争,可分为快速增长期、日本侵夺中国份额期、挤压下的中国衰颓期等三个时段。日本还将被割让的台湾殖民地作为茶叶生产基地,着手改良和改制,生产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红茶、乌龙茶和包种茶等。继而又借“九一八事变”契机,将东北变成日本茶、台湾茶的销场,利用关税提高、形象诋毁等手段,阻止南方茶叶向东北的输出,发起“东北向茶”运动,试图形成“日茶倒灌”的局面。不仅如此,在加拿大、俄罗斯等其他重要茶叶消费国,日本也展开了对中国茶的攻势,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威胁。

韩国茶道的变迁

从文化影响上来说,中国在思想、道德、文化上对韩国茶文化的作用是深远的,同时结合了本土的早期文化,在韩国演变为韩国茶道的雏形。在朝鲜半岛受日本殖民的时期,韩国已经成形的本土茶道的象征与内涵被逐渐磨灭,在日本文化侵略的影响下被其取代。进入现代社会后,韩国全国范围内发起了恢复韩国茶道的运动,茶文化恢复以后得到了深化发展,渐渐进化成了茶道礼仪。这一过程中,韩国茶道与韩国的社会国民生活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

韩国茶道的变迁史

历史上的韩国茶道受到中国茶文化与宗教、政治思想、生活习俗等影响,加之韩国传统固有文化而形成了早期的韩国茶道。后来经受日本侵占期,以前传统茶道的精神和意义大部分消亡在历史的长河里,并且逐渐被日本的茶道精神所替代。到了现代,韩国茶道通过传统恢复运动逐渐发展成礼仪茶道。韩国茶道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影响着该时代生活面貌的同时,也被当时的生活面貌所影响。

青岛有佳茗──青岛市“南茶北移”引种驯化调查

青岛有佳茗──青岛市“南茶北移”引种驯化调查青岛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筹）刘元麟山东半岛成为产茶区，在不久前还鲜为人知。现已成为我国北方产茶大省。现有茶园８万亩，年产干茶５００吨，还有获得全国第二届农博会金奖的名茶“海青锋”。而青岛市则是实现“南茶北移”...

近代台湾戏商组织探论

日本侵占时期,我国台湾地区大量涌现以运作戏班演出来营利的戏商组织。在它们的引介下,从1908到1937年间,有超过40个上海京班远赴我国台湾地区演出,掀起台湾戏曲史上首个演剧高峰,并形塑了台湾地区传统戏曲的海派风格。然而,这一组织一直鲜为人知,它的意义也一直被学界所忽视。本文依据日本侵占时期报刊所发现的史料,探讨戏商组织的发展历程,组织构成、经营模式及其存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