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日本化”与“日本儒教”之间——与吴震教授商榷

吴震教授于2015年出版了《当中国儒学遭遇日本:19世纪末以来"儒学日本化"的问题史考察》一书,本文系特别对于其书中涉及"儒学日本化"与"日本儒教"关键观念的相关课题,提出一些商榷的观点。首先在对华人学者有关"儒学日本化"研究进行重点回顾时,发现之前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在近代以前的江户儒学,而吴震此书则聚焦于19世纪的"儒学日本化",正可前后辉映。吴书刻意切割"儒教日本化"与"日本儒教"的差别问题,本文认为二者有绵密的关系,且不应在处理"日本儒教"时,切断其与前近代的关连。其次吴书在讨论近代日本学者在强调"国民道德论者"时,颇有睿见地看到"普遍道德"与"特殊道德"常被翻转的关系。

“儒教日本化”的现代意义:基于江户朱子学理论背景的思考

儒学的现代形态是一个动态的范畴,它以特定社会的综合发展和进化为基础,以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空间为目标。“儒教日本化”一词是指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传入日本之后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文化接触、文化交融的过程,是在日本本土文化的根基上,对外来文化实施模仿、吸收、改造、融合的必然结果,区别于“日本主义化”。日本学界因近代以“亚洲主义”为代表的研究积累和二战后的东亚局势刺激,较早展开了对东亚儒学的研究。“儒教日本化”思想的核心是接受并尊重异文化的差异,推进相互交融的一种社会训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基于江户朱子学的理论背景探讨“儒教日本化”的现代意义,其目的在于揭示“儒教日本化”的多元主义价值观。

江户时期日本儒教的趣味性——以荻生徂徕为中心

在东亚,儒教的内容以及它在社会中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这是因为,儒教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在东亚各地以多样化的形式发展,且在各时代与社会内部的诸多其他要素相结合,所以才会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通过接受和理解从中国传来的书籍,并围绕细致的经典解释而发展起来的江户儒学,也可以作为东亚儒学发展史的一部分来看待。对江户时期的日本儒学家而言,最大的课题便是如何应对朱子学这一庞大的学问体系。这一时期既出现了尽可能遵从朱熹原本的意图而展开讨论的朱子学者(山崎暗斋等),也有对朱子学提出异议与其意见相左的学派,伊藤仁斋的古义学、荻生徂徕的古文辞学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学派。他们质疑朱子学的主要概念"理"的存在,主张回归古代儒家经典来超越朱子学。标榜反朱子学的荻生徂徕则试图从记载"先王之道"的"六经"等古代书籍群中去发现儒学本来的面貌。此外,他提出了与"理"相抗衡的"先王之物"这一概念,企图构建一个不同于朱子学的"另一个"世界观。

当代日本学界对“儒学日本化”问题的考察

在战后近七十年的过程中,日本学者对战前出现的"儒学日本化"问题有反思也有批判。有学者以为可以通过"日本化"与"近代化"的双重视角来重建德川思想史的新图像,也有学者力图解构"日本化"理论而采用"土著化"以代之。从本义上说,"日本化"意味着将外来文化如中国儒学转化为自身的日本化儒学,从而形成日本儒学。但问题显然并非如此简单。"日本化"得以可能的前提在于:在外来文化传入之前,必首先存在某种固有的日本传统文化(丸山真男称之为"日本性"),作为转化外来文化的思想资源,由此才能使儒学"日本化"成为可能。但是如何界定"日本性"——即日本传统文化的固有特性,却成为伴随"儒学日本化"问题而引发的一大理论问题。重要的是,有必要不断省思"日本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为吾人今日"揽镜自鉴"之资具。

日本民族精神与经济特征关系论

日本经济成功的内在动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归功于其民族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形成又得益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中国的儒学经过日本式的改造，成为日本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神道教（日本化的中国道教）则成为皇室和百姓的宗教信仰。儒学的理性精神和神道教维系的伦理道德规范与近代西方科学精神结合在一起。

“儒教”空间视角下的汤岛圣堂研究

虽然“儒教”是否为宗教尚有争论,但其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确表现出“祭教一致”的特征,呈现出独特的存在方式。从实证性视角出发解读作为历史现象的“儒教”,其典型表现为建立庙学或书院等机构、形成“庙学合一”布局、发挥祭祀与教育功能。儒学的海外传播带动了“儒教”空间的布局与结构移植域外,在延续原生“儒教”祭祀传统与教育功能的同时,又形成适应当地需求的表达形态。以“庙学合一”为主线,汤岛圣堂在文脉特征、仪式功能、人才选拔、圣贤信仰等方面展现了“儒教”实践的具象,并在祭教关系的张力中完成了其在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