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史学界近现代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梳理——成田龙一著《近现代日本史与历史学》评介

成田龙一的《近现代日本史与历史学》是一部着重回顾与梳理了战后日本史学界有关近现代日本史研究状况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将战后近现代日本史研究分为"战后历史学"、"民众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研究范式、代表性著述和主要观点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分析。该书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战后日本史学界的近现代日本史研究的主要状况,对解读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述和把握近现代日本史的一些基本问题也大有裨益。

中国日本史学会与日本史研究

本文清晰地阐述了中国日本史学会与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互动关系和相互促进作用,展现了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以来日本史研究的状况、特点、成果及创新点,并叙述和总结了中国日本史研究不断出人才、出成果的两大收获。本文不仅对大陆日本史学者的著作、论文做出客观介绍和加以简要的学术评论,而且还首次对台湾地区的日本史研究做了介绍和评述。本文最后对中国日本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问题做出了冷静、清醒的分析,对某些不良倾向坦率地提出了批评,以及对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做出了展望和期许。

战后日本史学界近现代日本史研究范式的转变--以《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系列为例

本文以岩波书店战后四次刊行的《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系列近现代史部分为例,从史学史的角度,考察了20世纪60、70年代乃至90年代冷战结束至今,日本史学界近现代日本史研究从“日本帝国主义史”转向“日本帝国史”的范式变化轨迹。这一过程与战后日本史学的整体发展阶段基本对应,反映了具体时代背景下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意识、方法论乃至价值观。如何理解和把握战后日本史学界近现代日本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内在逻辑,是值得深入挖掘的课题。

新中国日本史研究70年综述

新中国成立至2019年的70年,日本史研究在曲折中不断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7年间是奠基布局阶段:第一代学者探索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论说日本历史,培养日本史研究人才;高等院校的研究机构与科学院学部相辅相成。从1966年开始的10年“文革”期间,日本史研究受挫,教学科研一度荒废,研究机构停止运转。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各研究机构快速恢复。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20年,日本史研究爆发式推出大量研究成果,1980年中国日本史学会成立,各地竞相成立研究机构;第二代学者充当了主力,学术水准令日本学术界刮目相看。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20年,第三代、第四代学者成为研究主力;第五代学者展现风采,实现了年轻化、高学历化和国际化,发展前景广阔,同时也存在若干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动态与前沿课题暨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会议”综述

2017年11月10~11日,“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动态与前沿课题暨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会议”在天津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日本史学会主办,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华大学、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长春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

汤重南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日本史研究

汤重南是中国日本史研究的重要学者,是中国特色日本史研究的先行者、参与者和贡献者。其学术轨迹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日本史研究发展的缩影,大致以200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学术研究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对科学性的执着追求,以及与时俱进的显著特征。汤重南对中国日本史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为中国日本史研究定向把舵;二是为中国日本史学科建设和发展弹精竭虑,呕心沥血;三是聚众人之智、成非常之功。

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古代中国人以强调"华夷之别"为观察视角,采用整体式、实证式的基本方法研究日本。至近代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学人抛弃了"华夷"观念,研究日本的理论五色杂陈,研究方法因人而异。1949年以后,台海两岸学者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各有特色,从相互隔离而逐渐相互接近。大陆学者构成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力。在研究理论和方法多样化的演进中,唯物史观和实证研究成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国别史研究的创新性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南开大学的日本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40年来,在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下,南开大学日本史研究事业所取得的长足进步,既是源自研究者敬业的内在动力,也是依靠科研管理体制、研究资源的筹措与使用、人才培养机制以及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创新。由此,日本史学科不仅确立和巩固了在学界的研究重镇地位,而且在学科发展的外延式渗透扩张中,进一步推动了多学科交叉的国别日本研究与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自身亦在与相关学科的共生互动中成长,实现内涵式知识结构更新。

中国日本史纵深研究的若干思考

4月22日，由中国日本史学会、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联合筹办的“新时期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方法与课题”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举行。来自国内东北、华北、华东各地的学者近50人与会。会议的特色是以前辈学者为中心，展开新老学者对话，共同回顾、总结和交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日本史研究的经验，探讨新时期日本史研究的方法与课题，为我国日本史研究事业的发展，提示出新的方向和指针。

日本国内殖民地台湾史研究述评

由于日本作为台湾殖民宗主国的历史渊源关系 ,日本学术界对台湾有着天然的关注。战后对殖民地时期台湾历史的研究开展得十分活跃 ,成立了各类研究团体 ,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 ,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史料 ,为不同国家。

“新中国日本史研究奠基时代的拓荒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4月12日，在中国日本史学会的协助下，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及日本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和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新中国日本史研究奠基时代的拓荒者——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历程、成果、经验”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李玉教授代表会议主办单位在开幕式上致辞并说明了会议缘起和宗旨。

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拓荒者”学术研讨会

为了传承治学经验，推进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化，2011年4月12日，在中国日本史学会的协助下，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及日本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和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新中国日本史研究奠基时代的拓荒者——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历程、

周一良与中国的日本史研究

周一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学家，在世界史、亚洲史、日本史、魏晋南北朝史、敦煌学和佛教史等领域均有卓越建树，而且更以其渊博的学识、深厚的造诣、求真的精神、严谨的学风与平实谦和的为人，深受海内外学人的赞誉和推崇。

日本80年代以来明清史研究的新潮流(要旨)

(一) 80年代以来日本有关明清史研究领域的著书论文和1945年战败后至70年代期间相比,不仅在量上有很大增加,在内容上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此次,笔者由于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无法将刊载的所有作品加以介绍并作全面分析。仅根据自已的印象,列出能够体现80年代以来日本明清史研究特色的文献目录,加上简单的说明,以供大家参考。在此。

以习近平重要讲话为指导 深化抗战史和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4年以来,习近平有关抗战史研究做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新要求,蕴含着科学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论,为我们全面系统研究抗战史和日本侵华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研究框架和基本遵循,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近10多年来,中国的抗战史和日本侵华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需要我们以习近平的系列重要讲话为指导,扩展学术视野,深化研究领域,构建中国抗战史和日本侵华史研究的话语体系,进一步把抗战史和日本侵华史研究推向新高度。

仍在胡適的延長綫上——有關中國學界中古禪史研究之反思

本文從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對於禪宗研究狀況的討論開始,探討在當時'文化熱'背景下禪宗研究存在的問題與方法,並且介紹迄今爲止中國大陸的禪宗研究狀況。試圖指出,1920—1930年代,胡適開創了中國學界禪宗研究的現代典範,他大力提倡並且身體力行的歷史學與文獻學結合的方法,至今仍是中國學界在禪宗尤其是禪宗史研究領域最擅長、最有希望也是最有成績的。本文在簡單介紹了日本與歐美禪宗史研究界的各種現狀,並與中國對比之後,强調中國學界關於禪宗尤其是禪宗史研究,至今仍在胡適當年的延長綫上,歷史學與文獻學結合,至今仍是應當努力的方法。

王新生：我国30年日本近代史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学术界的日本史研究不断深入，出现了大量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其中，对日本近代史研究的成果超过了其他断代史，这种状况与我国以及中日关系的发展需求相吻合。首先，改革开放的政策大力推动了学术界对日本以明治维新为中心的现代化研究；其次，中日关系因历史问题出现波折，于是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并对中国带来巨大灾难便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从研究成果的形式上看，在这30年里，前一段时间以学术论文为主，后一段时间以学术著作为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研究者的学术积累过程。

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种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本思想史研究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前的奠基时期、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方法论自觉的过渡时期,发展到21世纪研究新范式逐渐形成的新时期。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在奠基时代就走在了日本研究其他领域的前头,如今该研究领域中'经世意识'、'原理意识'、'原典意识'不断增强且由隐而显,有发展成为不同派别的趋势。此时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学术史的总结,不仅有利于吸取经验,对本学科未来的发展更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