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日本国家战略的三大转变及其原因分析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开始反思战前的国家战略,并结合国际格局的转变及国内实际,确立了以经济主义为核心、以日美结盟为保障、以面向海洋为依托的战略目标,通过实施国家战略的三大转变:从发展策略的角度,实现了由"军事立国"向"贸易立国"的转变;从外交策略的角度,实现了由抗衡欧美向日美结盟方向的转变;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实现了由亚洲大陆向海洋方向的转变。这三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为日本实现经济腾飞和确立经济大国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东亚权力格局变化下的日本国家战略转换

从大战略的角度探讨在东亚权力格局变化下日本的国家战略因应是个新尝试。战后日本以吉田主义为代表的国家战略,已为“积极和平主义”国家战略所取代。在“积极和平主义”国家战略下,日本战略主动性提高,安全战略实现历届保守内阁未能实现的重大突破,外交战略积极主导地区政治经济秩序重构。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和美国重组联盟抗衡中国的形势下,日本“积极和平主义”国家战略深入展开,与美国在重构后疫情国际秩序上相互呼应,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和在对华制约与合作之间保持平衡的“两个平衡”对华战略面临考验。日本国家战略转换是日本政治和外交安全战略的历史性转变,认识这一转换的性质,对于认识日本国家战略趋向和东亚格局演变具有参考意义。

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普通化”与中日关系

本文将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演变明确定义为“普通化”即成为“普通国家”的进程,探讨这种变化与中日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提出“普通国家间关系”应该成为21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并对形成未来双边关系机制的必要性做了相应阐述,认为这一分析框架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把握中日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引领新动力、新空间与新优势——兼论与日本国家战略特区的比较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展开令人称道的创新探索的同时,东北亚地区还有若干个其他的新兴特殊经济功能区,值得我们参考学习。尤其是日本国家战略特区,既是上海自贸区的强劲对手,也提供了诸多的借鉴之处,如目标明晰、工作推进迅捷、政策针对性强等。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上海自贸区进行"再思考"并提出,自贸区的新动力,来自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国际化和政府现代化;新空间,包括城市发展的有形空间和制度创新的无形空间;新优势则体现为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参与和引领国际竞争合作。

21世纪以来日本国家战略的演进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21世纪以来,安倍晋三制定并推行了一整套日本的国家战略,主要包括修改日本宪法、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等。日本国家战略经历了酝酿、经营、诱导、重塑四个阶段,其演进的背景包括历史传承、家族影响、战略思维、对华政策、岛争误导等。继任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延续了安倍的战略思想,并且为了赢得即将到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众议院大选,不会轻易作出调整。菅义伟从日本国家战略出发的对华政策以及涉及台湾、新疆、香港等一系列中国内政问题的错误言论亟需改弦更张,否则将适得其反,并且会对中日关系造成较大冲击。

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对东亚安全的影响

日本岸田文雄内阁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针对中国的军事指向明显;增强所谓“反击能力”的欲望强烈;介入台海的军事威慑意图更加明朗;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联手多国制衡中国的做法更加主动;加强武器装备研发、生产和出口的计划正在落实。该战略不仅难以确保日本的安全,反而会增加国家安全成本,降低安全质量,给邻国造成更大威胁。日本国家和国民安全面临的真正威胁在其国内,而非中国。“统一教”与“黑金政治”造成日本政局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导致日本首个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者中枪身亡。日本政治、社会、生态安全问题严重,国际形象日趋恶化。所谓“严峻的国际环境”或许只能说明日本“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失策与失败。

“积极和平主义”再认识:从对外政策到国家战略

2013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以国际协调主义为基础的积极和平主义”,并将其写入2013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2022年12月,日本公布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积极和平主义”仍然被置于重要地位。现有研究成果大多认为“积极和平主义”是安倍二次政权期间的对外政策,并未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在梳理日本“积极和平主义”提出脉络和概念界定之上,从国家利益、战略目标、政策路径三方面探讨了“积极和平主义”为何实现了从对外政策到国家战略的转变,并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中体系刺激、领导人意象、战略文化三个因素分析了日本“积极和平主义”国家战略的生成逻辑。

日本国家战略正经历危险转型

冷战时期,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治精英选择避免登上“美国战车”,以和平宪法为挡箭牌,走出了以经济为中心的建国之路。现在,岸田政府反其道而行之,推出大扩军计划,正将日本带向一条不归之路。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调整评析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要求构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提升防卫费,首次将经济安全保障明确纳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以集“外交力、防卫力、经济力、技术力、信息力”一体的综合国力实现国家安全利益,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向是日本追求“大国化”的表现,也有配合美国战略需求和牵制中国的地缘安全考量。它突破了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原则,导致其成为新的危险性安全变量,这将加剧大国安全竞争和地区安全冲突风险,导致中日安全关系更为复杂。受内外因素的影响,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涉台战略调整

2022年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对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做出不同的战略定位。今后五至十年,日本将借口所谓防止“台湾地区有事”而加紧强化对中国内地的军事威慑。主要包括:发展对敌基地“反击能力”;将防卫费增至GDP的2%;进一步突破修宪制约,成为“能战国家”;强化日美针对台海联合作战体制与军事分工;借助美国与中方加紧争夺钓鱼岛;经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拉拢北约国家等介入东海局势;试图将台湾地区纳入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阻碍中国海峡两岸统一进程。日本开始在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过程中主动干预台海局势,不仅可能导致台海局势紧张,也将使东亚安全形势更趋复杂。如何以可持续的全球新安全观构筑中日安全关系值得探讨。

战后70年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

1945年日本战败,宣告了其"军事立国"国家战略的破产。1947年《日本国宪法》施行,1951年《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条约》签署,标志着战后日本"经济中心"导向型国家战略体系逐步确立。战后70年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大历史阶段:战败投降至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中心"导向型战略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酝酿转型与新目标确立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直至目前的"大国化"目标导向型战略阶段。这一发展演变过程的内在逻辑,在于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发日本核心利益界定的变化、战略目标的调整以及路径选择的改变。纵观70年来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追求"大国化"的历史基因一以贯之,从未消退,这促使我们就日本未来走向作持续深入的思考与探析。

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演变及其面临的困境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家对国家战略进行了相应调整。在理念上,实现了由"一国和平主义"向"积极和平主义"的嬗变;在体制机制上,逐步强化首相官邸的决策权,制定与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为推动国家战略转型做铺垫;在行动层面上,日本的防务空间逐步显现"本土区域—周边有事—俯瞰全球"的自本土向全球辐射的态势。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后,承袭了既往的改革成果,集中在军事和经济领域践行协同并进的大国化战略,并在推动国家战略转型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突破。从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调整来看,日本依然面临着自主性与依附性的纠结、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及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悖论等困境。

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型:国内背景、国际环境及其影响

冷战结束后,面对国内外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日本国内涌动着推动国内改革的诉求,并出现修改和平宪法、"摆脱战后体制"的动向,其终极目标是走上"正常国家"的发展道路。20世纪90年代后,日美两国将中国设定为"假想敌",解决了同盟一度缺失"敌人"的难题。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型在所谓积极发挥国际作用以及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名义下,主动利用日美同盟为自身国家利益服务,不断将日本的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向全球范围辐射和投送,这一转型必将对21世纪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经济与安全关系分析

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国家战略中经济与安全相互融合的关系越来越得到重视。在日本国家战略转变过程中,以往受到重视的经济与安全的关系似乎在发生变化。依靠军事力量成为国际政治大国的方式,成为近年来日本国家战略调整的主流方向。从经济手段与军事手段相互补充、经济力与军事力相互转化的关系来看,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继续对"吉田路线"和综合安全路径进行改进及拓展,和抛弃"吉田路线"而选择军事安全路线的两种具体表现,看似矛盾却存在内在同一性。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的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变化,既有国际秩序变化等共性的原因,也有政策制定者对战略环境的判断以及国际经济竞争中地位下降等日本自身的原因。

安倍修宪与日本国家战略目标探析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大变革的时代,日本今日的修宪与20世纪相比,在目的和作用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安倍政府将修宪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秉持强烈的"使命感",致力于实现修宪问题的"历史性突破",赋予修宪以更新的内涵、更多的功能和更重要的意义。囿于"冷战"思维,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发展潮流下,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部分日本政客虽身处21世纪,依然将"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奉为世界政治格局体系之圭臬。在内外多种因素的交融与作用下,安倍修宪似将水到渠成。以追求"正常国家"为战略目标,以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为政治夙愿的修宪行为,不仅会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发展走势产生重要影响,也将对亚太地区未来的安全形势构成一定威胁。

战后日本国家战略演进及岸田内阁战略走向

二战后日本不得不放弃武力扩张的国家战略,但伴随形势变化,日本不同当政者的治国方略则不相同。围绕是维护宪法、优先发展经济、重视国际协调,还是修改宪法、增强军事力量、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等,存在两种不同国家战略倾向。其背后则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战后,日本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经济、科技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外交则受制于美国而缺乏自主性。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开始借助美国,努力成为亚洲领导国家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非所谓摆脱美国的"正常国家"。21世纪以来,安倍晋三的国家战略目标是对内推动修宪,使日本成为"能战国家";对外构筑"自由开放的印太",制衡中国。菅义伟内阁继承了安倍的国家战略。岸田文雄执政后在延续同一国家战略的同时,会展现何种特色,值得关注。

日本海洋国家战略与北极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研究

日本的海洋战略经历了扩张——收缩——再扩张的发展阶段。出于对北极地区的资源、环境、战略价值、经济价值的多方面考量,日本政府近年在海洋国家战略框架下积极参与北极事务,谋求北极权益。日本对北极事务介入力度的加强,也将引起北极地缘政治格局的较大变化。文章首先分析了日本国家海洋战略的发展历程以及未来趋势,指出日本的海洋战略主要受其国家身份认知(发展成为海洋国家或是大陆国家)、东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及海洋霸主国——美国的影响,并得出未来日本的海洋战略将呈现出对外扩张的趋势,进而探究了日本国家海洋战略受北极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以及日本海洋战略的未来发展趋势,得出日本未来将制约中国的北极参与战略、缓和对俄关系、并增强其军事力量,最后从俄罗斯、日本、中国、美国4个国家为出发点分析北极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

“晋级比赛型”战略思维模式与冷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兼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新动向

日本于1854年开国前在东亚华夷秩序内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已形成一套独特且稳固的战略文化,其内隐层面为具有危机意识、等级意识和大国意识的战略价值观,外显层面为"晋级比赛型"战略思维模式。"晋级比赛型"战略思维模式不仅主要塑造了明治维新至冷战期间的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而且实证检验表明它也主要塑造了冷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由"脱美自主"到"傍美防华"再到"依美遏华"的调整,这种不因具体历史条件变化而变化的主要塑造作用表明它是日本政治精英集团对国际体系结构无政府状态本质的恒常性反应。未来一段时期,在"晋级比赛型"战略思维模式的主要塑造作用下,面对亚太地区国际体系中大国国力对比的新趋势,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会逐步呈现"傍美和华"的新动向。

转折时期的日本国家战略——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再探

一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确立的国家目标是赶上欧美发达国家,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当时采取穷兵黩武政策,沿着“强兵——侵略——富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