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欲发表区区政见”:梁启超和晚清政治小说的翻译及创作

一 众所周知,传统以来,小说地位低微,不入九流,人们不是把它看成“游戏笔端,资助谈柄”的文字游戏,便倒过来强调它的教化作用,“劝善惩恶,幼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这两种态度表面看来截然不同——前者是把小说定位于边缘,而后者则是从边缘走向中心,尝试跟正统文学拉近,但其实二者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都是文学必须具备教晦的功能。从这角度看,晚清的“小说界革命”——特别是那时候出现的“政治小说”,很大程度上是第二种态度的延续或扩张,而“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的提倡者,所认同的便是一种非常功利的文学观。 毫无疑问,晚清文坛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都是由他所提出的,不过。

近代外国政治小说的翻译

近代外国政治小说的翻译郭延礼＂政治小说＂这一小说类型，最早源于英国，其代表作家是曾两度出任过英国首相的迪斯累里和曾任过英国国会议员的布韦尔·李顿。在日本维新第二个１０年翻译文学勃兴时期，以上两位作家的近２０部政治小说被译成日文，成为日本翻译文学中最走...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与日本的明治文坛

在中国近代史上,当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当中华民族的航船从古老的黄河驶向了涛涛的大海,民族的精英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他们接触到了外国的科技和文化,初步了解了外国的政治和经济。从此,向西方、向外国学习,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成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流,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催化剂。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发动和领导的志在全面改革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戊戌变法运动,就是一次探索救国之路的伟大实践。它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流亡国外的变法精英们,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所发动的“

晚清乌托邦小说创作中的域外小说影响与文类选择问题

晚清乌托邦小说创作曾经出现过短暂的繁荣,将此阶段的乌托邦小说与当时的域外小说进行比较,便可发现晚清作家的这部分作品受到了西方乌托邦小说和日本政治小说的共同影响,其中又以《回顾》的影响最大。在列强环伺、国运衰微的特定历史语境中,《回顾》中的"拟乌托邦"思想由于切合了晚清知识分子急切渴望翻转现实的心态而在晚清知识界引起广泛关注,其创作模式更因此而成为一时圭臬,对晚清乌托邦小说的时空结构、叙述方式皆有决定性影响。而由于日本政治小说对晚清作家的直接影响亦同时发生,客观上便使得当时的政治小说、理想小说、科学小说等文类概念相互混杂。

中日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与“政治小说”比较论

中日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与“政治小说”比较论王向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启蒙文学”或“启蒙主义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至今仍没有统一的定义和明确的内涵。有人把启蒙主义看成是清末民初直到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一种文学思潮，有人把清末民初作为中国文学的启蒙主...

李伯元和《前本经国美谈新戏》

《前本经国美谈新戏》是李伯元根据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政治小说《经国美谈》改编的戏剧。该剧大量采用“对白”，打破了戏剧的旧体制并推动了晚清戏的改革。同时，通过该剧的改编，李伯元本人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政治小说所强调的小说的社会功能使他摆脱了前期的笔墨游戏的创作态度。另一方面，由于中日两国社会时代背景和文学传统的不同，李伯元在接受日本政治小说时有所扬弃，创造出了有别于政治小说的新小说类型——“谴责小说”

近现代中日文学的交流互润

晚清时期,西学东渐,中日文学交流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大逆转。甲午战争后,日本国力日益强盛,吸收西方文化的步子迈得更大更快,中国开始转向日本学习。中国文学也迅速转换角色,由先生变成了学生;日本文学则由学生变为先生。从此,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大。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两国文学交流基本上陷于停顿。战后虽有所恢复,但两国文学关系再也不可能回到自隋唐以来的那种密切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