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郁达夫的日本观

本文在详尽考察相关的直接资料及周边资料的基础上 ,试图对郁达夫的日本观这一问题进行彻底的梳理和探讨。在留日文人中 ,对日本国民性的阐释 ,以郁达夫最为深切 ,理性的视线 ,保证了他冷静地区分其结构中的优与劣。对日本文化特质的描述 ,在显示其独到的美学判断力的同时 ,更发散着对我国古老文明的憧憬。他对日本近代文学的态度 ,存在着理论判断与实践处理的某种抵触 ,但密切的关联难以否定。其日本观的两重性特征 。

从“表达思想”到“表现个性”——中国现代文体观演变与现代文学的阶段性诉求

原指“文章整体存在”的古代汉语“文体”概念,在日本17世纪至近代的文化语境中,先后发生了两次由表示文章本体(“体”)到表示语言形式符号(“用”)的语义转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语言形式”为实质内涵的日本近代文体观被引入中国,契合了同样以语言变革为主要目标的中国现代文学改良运动的整体文化情势。受日本近代文体观与西方文类学(Genology)、语体学(Stylistics)的双重影响,中国现代学界一方面将传统文类之“体”理解为文学作品的一般形式,同时又继续以“文体”译Style,表示文章中与思想情感相对的具体语言形式。就对应于西方Style的“文体”概念(具有不同特征的语言形式)而言,其内涵的分阶段呈现集中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诉求。在白话文学草创阶段,人们更关心文体表达思想情感的基本功能,因此突出其“语言形式”这层内涵。当现代文学渐臻成熟,便进而要求文体在表情达意的基础上还应表现作家的个性特征,因此“文体”概念的另一层内涵,即通过“语言形式”所表现的“作者个性特征”,得到作家和批评家的自觉关注。认识中国现代文体观的这一内在转变,可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开启新的思路。

桐城与扬州的对话:从江淮走向世界

由江淮文化共同孕育而成的桐城派及扬州派因学术及文学宗旨的不同,长期以来被视为观念相左的两派。通过历史语境的还原与考证,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误解主要源于江藩与方东树的意气之争,平心论学的一面却被掩盖。经过阮元、曾国藩等人的先后调和,二派得以取长补短,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默契。晚清“日本文体”的壮大引起了两派对国粹沦亡的共同担忧,他们携手抵制,促使更有活力的“新文体”诞生。以曾门四弟子与刘师培为代表的二派殿军都曾走出国门,在与域外知识人互动、互助的同时推动了江淮古典文化遗产的现代更新,使其成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重要资源。

从“同文”到“国文”--戊戌前后张之洞系统对日本经验的迎拒

清季戊戌前后,在日本朝野兴亚论者的鼓动下,并受康、梁一派译书论影响,湖广总督张之洞曾颇以提倡"东学"、"东文"自任。但随后康、梁流亡日本的现实,却迫使武昌督府对来自日本的新学理、新语汇持谨慎态度。张之洞系统对"东学"、"东文"的前迎后拒,颇值得玩味。清末所谓"东学"的内涵至为繁杂:既包括以日本为中介的西方科学知识、民权思想,亦不排除张之洞、梁鼎芬等"清流"出身者看重的"伦理"、"汉学"、"汉文"。在癸卯年参与重订学制时,张之洞强调"读经"及"中国文学"课程,表面上是抵拒"日本文体";与此同时,却通过对明治日本"国文学"、"国语"、"读书"等科的创造性转化,以"文体"问题为媒介,设想了一种文化引进模式,亦即代替"和文汉读"式的直接搬用,即便麻烦也要用义理化的"国文"来传达功利化的"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