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对日民间索赔中的国际法问题--兼评日本最高法院的两份判决

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权利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签订之后是否仍然保有,是目前存在争论的问题。本文针对日本最高法院近来相关判决中引证的理由,根据国际习惯法原理和已解密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资料,对《中日联合声明》的条款效力及其与"日台和约"、"旧金山和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认为:《中日联合声明》并未放弃中国对日民间索赔的权利。

析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中国个人请求权的所谓“依据”

早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公布之前,日本国与受害国之间所签订的和约或协定已经十分明确地区分了国家和民间两类不同类别的损害赔偿权利。民间战争受害者对加害国拥有的赔偿请求权,属于私权,未经权利人明确同意任何人不得剥夺。《中日联合声明》的主体只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并不是两国国家之间的协定,中国政府放弃的只是政府的对日战争索赔要求。依照中国宪法授予的政府职权来看,政府也没有权利放弃中国民间的对日战争损害索赔的权利。因此,所谓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战争赔偿要求就一定包含了放弃民间的对日索赔权利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二战后日本对表达自由的保障与限制——以日本最高法院的判例为视角

日本最高法院对表达自由规制之宪法审查持司法谦抑主义立场,鲜有违宪判决的作出。当表达自由与社会公共利益或其他个人权利产生冲突时,表达自由必然且应受到一定的限制。二战后日本最高法院虽然对表达活动进行了类型化,在审判中区分表达内容性规制与表达内容中立性规制,但最高法院最终未能摆脱"公共福祉"理论影响,对之后的"利益衡量理论"也呈保守主义姿态。

论日本军事大国化过程中的三种角色——从相关事例看日本政府、民众与最高法院

文章旨在通过对日本普通民众以宪法第9条等规定为武器,自主发起的"维权诉讼"与"和平诉讼"——即"九条诉讼"的几个典型事例的介绍分析,来评述日本普通民众对日本政府发展军备实力的反对及抵制,并在此基础上,从"九条诉讼"的视角对日本当局、普通市民,尤其是最高法院在战争之后日本发展军事化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评述。

风早八十二与日本马克思主义法学

1989年6月19日,风早八十二先生故去了。他在二战前就已经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法学和社会政策研究领域的学者,战后又一直以国会议员和律师的身份活跃于日本社会。他的律师职业所承担的最后一件工作,就是事关自卫队判决的“百里基地诉讼案”。11989年6月20日,日本最高法院下达了该案的判决,而他却在此前一天去世了,享年89岁。

时事概览

日本最高法院判决东电赔偿福岛灾民约14亿日元3月4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一项判决,要求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运营方东京电力公司向福岛县、千叶县以及群马县的约3700名原告居民赔偿总计约14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660万元)。日本最高法院4日驳回了东电的上诉,裁定其疏忽对如此大规模的海啸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维持上述判决。涵盖三起集体诉讼,每位原告平均将获赔38万日元。这也是针对东电超过30起同类集体诉讼中,第一个获得最终裁决的。日本最高法院将于4月作出是否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的判决,届时也将决定日本政府和东电负担赔偿款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