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家礼》与日本江户晚期的社会改革——以德川齐昭的《丧祭式》为中心

《家礼》在近世日本受到了各流派学者的特别关注。《丧祭式》是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任内所修编,沿袭了《家礼》及水户藩前期丧祭礼研究,具备强烈的儒礼特质。作为天保年间社会危机背景下产生的丧祭礼文本,《丧祭式》的两大特色——排佛及民众教化,与齐昭的政治主张密不可分,构成了幕末水户藩政治改革的重要方面。可以说,《丧祭式》体现了《家礼》在儒者群体外的传播,亦显示了儒家礼仪在日本本土化过程中所具备的社会政治价值。

日本江户时期的中国法输入与研究——“锁国”时代的中日法律文化交流

日本江户时期和我国清朝时期,大部分时间都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中日两国并无正式邦交,但是中日法律文化交流从未停止。这种交流主要通过日本对中国法律书籍的输入和对中国法的研究而展开。中国法律书籍的输入,又带动了日本对中国法律的研究。锁国时代的中日法律文化交流虽然并未直接促进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式”立法,但对于幕府末年和明治维新初期日本仿照明清律进行立法,仍旧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日本江户时期商业都市的“米市场”与米谷价格调节

日本江户时期,随着米谷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城市经济的兴起,在大坂等商业都市出现了“米市场”,进而形成了全国性的价格中心。城市居民深陷都市经济的旋涡之中,短期的米价变动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威胁到社会经济的稳定。对此,当时的日本为政者借鉴了古代中国的“常平仓”思想,积极利用“米市场”的经济功能和地域间的价格联动效应,实施了一系列以大坂、江户等都市为中心的价格调控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并对后世日本的粮食价格管理和市场调控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日本江户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与中国古代小说关系述略

日本江户、明治时期,不论是儒学教材还是汉语口语教材都是以汉字写成,我们统称之为汉语教科书。在不同层次的汉语教育中,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和白话通俗小说的内容都有涉及,它们进入教科书的方式也各有不同。文章就这一现象对古代日本汉语教科书与中国古代小说之间的关系做一概述,得出结论:在日本,汉语教材不仅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化传播的途径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传播方式,并且这是一种有自我发展能力的高层次的传播方式。

日本江户时代道家思想传播之考察

宋学在镰仓时代前期传入日本后,经过室町时代五山禅僧的研习,到日本江户时代逐渐成为主导学术思潮,在此期间,道家思想也成为儒学崛起的利用工具之一,而得到发展的契机,遂至以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列子鬳斋口义》《庄子鬳斋口义》为代表的道家文献在江户时代广泛传播,成为日本学人研读老列庄的首选注本。此时期道家思想之生发,既是佛教衰微和儒学崛起的矛盾提供了契机,更是在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学术思潮中,日本学术、社会发展自律的结果,也有诠释学、文献传播学、心理学方面的原因。江户学者对道家思想多抱持为我所用的态度,道家思想虽始终未取得主导地位,但思想被儒释二教选择性受容,滋养推动了日本新思想的诞生。

杜甫名篇名句日本江户以来汉诗受容文献初缉

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又称德川时代,是指由江户幕府(德川幕府)所统治日本时期。日本江户以来的汉诗作者,受明清诗人唐诗接受上的成功经验和具体实践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对唐诗名篇名句进行了广泛的受容。这些唐诗接受史资料至今尚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本文拟通过"杜甫名篇名句日本江户以来汉诗受容文献缉考",对有关资料进行挖掘、归类、整理和研究,以揭示杜甫名篇名句在日本的流传及受容情况。

论日本江户时代的教育思想及其近代意义

本文分析和总结了日本江户时代教育思想的背景、发展过程、主要内容及其对于明治近代日本教育的双重影响。作者认为，江户时代的教育思想一方面受制于封建的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统治，酝酿了２０世纪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另一方面，它所包含的颇具近代色彩的教育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大力引进西方教育制度。

论日本江户时代以诗为教的道德教育——以汉学私塾咸宜园为例

日本江户时代民间最大的私塾咸宜园通过开设汉诗课程进行道德教育,这种以诗为教的教育模式的形成与江户私塾存在的门人行为放浪问题,以及塾主广濑淡窗的汉诗观、儒学和诗学素养、学问师承密不可分。广濑淡窗高度评价诗教在情操教育中的作用,并在其汉诗中渗透了政治道德、家庭美德、个体品德教育思想,通过汉诗艺术的感召力,直抵人的心灵唤醒道德思考,从而升华人的道德境界。在这一方面,咸宜园在江户时代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咸宜园培养了具备忠孝道德的弟子,一方面有利于维持德川幕府统治,另一方面又为日本近代化的发展准备了可加以利用的智力资源和道德资源。

形同质异的日本江户时代汉文笑话

日本汉文笑话作为汉文化圈传播的一种重要内容和媒介,值得学界关注。将日本汉学家对中国笑话的选择、接受和改造、增益,放在共同文化认同体系中来认知,才能得到更为精确的定位。汉文化圈的本土与域外、传统原典与衍生文学的关系,确实值得全面考量。

林希逸《三子口义》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流行因缘

日本室町时代的五山文化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高峰,其时在中国不受重视的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列子鬳斋口义》《庄子鬳斋口义》已传入日本,之后在江户时代广泛传播,成为日本学人研读老列庄的首选注本。以口语注解的《三子口义》之所以流行,既是因为在佛教衰微的背景下和儒学崛起的矛盾中提供了契机,更是在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学术思潮中,日本学术、社会发展自律的结果。

唐诗名篇名句日本江户以来汉诗受容文献缉考——以“为韵”“赋得”为范围

陈冠明先生曾指出:夷考学界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接受史研究,大凡有三种模式或事例:一是宏观总体文学接受史研究;二是中观文学集团接受史研究;三是微观个体文学接受史研究,《名家讲解唐诗三百首》是以文学总集中个别作品的接受史研究,即以文学总集中“诗人创作者为主体的影响史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学界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接受史研究所未及的,是文学接受史研究的模式或事例的创新.

日本江户时代灸法发挥及临床应用价值探讨

江户时代的日本逐渐形成了更重视实证的灸疗体系,日本古医籍《灸焫要览》和《艾灸通说》内容丰富,师古不泥,如:记载了判断艾的品质的方法;改进了艾柱的制作方式;艾炷的大小应因人而异;精准取穴的操作方法;灸疮发与不发皆可病愈等。其灸疗方法及特殊灸法,如隔蒜灸、熏脐、隔附子灸,在当今仍可获得理想的疗效。探究日本灸法的特色与成就,借鉴学习,可为中医艾灸临床提供可参考的方式方法,使艾灸更好地服务于现代中医临床。

日本江户时代商人的发展与养子文化的兴起

日本江户时代商人阶层,从经济水平和身份地位层面均发生了变化。在经济层面,获得并积累了大量财富;在身份地位层面,商人本处于“士农工商”这一身份制度的.最底层,随着财富的积累和养子的流行,商人成为下层武士,对传统幕府体制中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产生了一定冲击。通过探究近代商人地位的变化,能够了解江户时代幕府的统治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能够了解江户时代末期幕府体制逐渐崩坏的原因。江户时代末期商人与武士间养子文化的盛行,也对近代以后日本企业文化产生一定影响。

日本江户時代儒士漢文白話小説述論

近些年來,主要針對日本、韓國和越南三國的東亞漢文小説整理與研究成爲一个學術熱點,較之韓國、越南方面而言,學界針對日本漢文小説的工作進展相對滯後,這讓人們對此部分小説的數量、類别及創作水準等問題認識不夠清楚。有鑒於此,筆者近年來專赴日本實地調查,發現其作品文獻收集還有較大可供發掘的空間,不少小説的創作品質也比較高,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

中国戏曲知识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流播与影响

江户初期,日本人已经通过《古今类书纂要》来了解中国戏曲知识。18世纪20年代以来,日本儒者曾在笔记中做辑录与介绍,《俗语解》《剧语审译》等唐话辞书曾收录戏曲名词并做解释,《戏子名所图会》等日本剧场著作曾做引用,中国戏曲知识遂在日本江户时代广泛流传并产生深远影响。日本戏剧曾借鉴中国戏曲脚色,将“丑脚”称为“打诨”,并增设脚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脚色体系。中国戏曲的演出形态通过唐土知识类书籍和江户时代日本人的观剧记录、舞台绘图,在日本社会广为流传。中国戏曲知识是日本人阅读、翻译、注释中国戏曲的重要基础,又对明治以来日本学者的中国戏曲研究产生了影响。

《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的传播与接受考论

晚明时期出现的“世说体”小说《世说新语补》在日本江户时期广为传播,江户士人对其展开大量的注解、抄补、音译等研究工作,并掀起了日本“世说体”小说的创作热潮,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通过对《世说新语补》渡日版本内容的比勘,发现其书基本承袭了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一贯风格,但在内容上又根据作者的价值旨趣进行了删减或增补,增加了大量符合儒家思想观念之内容。《世说新语补》在江户时期的风行,以及其后在日本产生的“世说热”的现象,折射出江户时期士人的精神风貌。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藏日本江户时代宝永小判的材质和制作工艺初探

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仪和超景深三维显微镜等无损分析手段,结合文献研究,探讨了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藏的三枚日本江户时代宝永小判的材质和制作工艺。研究发现,这三枚小判均是金银合金,经过了炼金、盐胶结法提纯金、棹金、延金、裁剪、捶打、錾刻、表面着色和打极印等工艺制作而成。独特的是小判表面存在一层富金层,这与日本独有的硬币表面着色工艺有关,该工艺使用了硫酸铁、硼酸钠、硝酸钾、硫酸铜、氯化钠以及熏陆等多种药剂,目的在于增加小判表面的金含量,以掩盖实际金含量。这项研究深化了对江户时代小判金制作工艺的理解,同时也提供了重要线索来进一步了解日本德川幕府的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