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汉学家中唐诗研究的内在特质——以川合康三、赤井益久与松本肇为中心

川合康三、赤井益久、松本肇等当代日本汉学家对于中唐诗风新变的现象有着探赜索隐般的发现,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的新颖与独特方面:他们从中唐诗歌日常生活题材的拓展、风景象征意义的重构,以及对同时代诗人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深刻揭示了中唐诗风新变中个人化、平民化视角所带来的对平淡日常生活的礼赞,以及这种有别于盛唐宏大叙事而关注个人多样性存在的小叙事特点。川合康三认为中唐诗风新变这种文学领域个人化审美的转向,为宋代文学所接受和继承,恰好呼应了史学界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转型说。本文认为,当代日本汉学家的中唐诗研究以小见大,揭示了中唐诗歌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特殊意义,而且在中日诗歌比较研究学术交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文化在日本

《中国文化在日本》为王广生、唐晓可、宋刚所著,该书立足于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和价值,以传播和影响为基本脉络,在日本汉学、中国学的学术视野中,将比较文化研究和变异学作为基本方法和理论,以人员交往和书籍传播作为基础,分别在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人物等方面,选取典型案例和材料,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对中国文化根植于日本的点滴进行活泼而生动的解读和分析。

从稗趣到学养:日本近代汉学家幸田露伴的中国小说情结

日本文人对稗官小说的趣味由来已久,早在江户时期便有曲亭马琴以“忠义”品鉴《水浒传》。日本近代汉学引西学评小说,崇写实抑劝惩、重学养轻趣味。幸田露伴虽曾短暂执教于日本近代汉学的重镇京都大学,但无论对《水浒传》道德意味的解读,还是对传统文人雅趣的坚守,均异于学术潮流;反而更似近年来重写小说史的“预流”,体现了近代日本汉学更为立体的面向。

当代日本汉学研究的启示

汉学（中国学）就其属性来说，是一门“跨文化”的学问，涉及双边甚至多边文化领域。就其研究者主体来说，他是在异域历史环境和异文化氛围中研究中国、发表见解的人，其所表述的思想学术成果属于他所归属的那个异文化范畴；就其研究对象客体来说，它是针对本国以外的另一个对象国——中国的研究，其所表述的思想学术成果又属于中国思想学术史范畴。强调汉学属性的跨文化这一点，是为了同时强调另一个问题：即中国人对于汉学，或者就本文具体来说，对于日本汉学的研究，特别需要一个“跨文化”的眼光。而不能如我们常常看到的，以“求同”的心理，本能地立足于本国，拘于本国视野之一隅，从而忽视和掩盖了对于汉学中更为重要的“异”因素的揭示和研究。陶德民先生《明治的汉学家与中国》一书，可以说是深得双边互动之三昧，在“跨文化”的视野中，进行日本明治汉学研究的难得佳作。

“文学史”何以写成了“文化史”——谱系学视野下的日本首部“中国文学史”

日本汉学家末松谦澄的《中国古文学略史》,尽管以"文学史"为名,但以现代学术标准来看,其实更像一部文化史。文学之外的历史、哲学、法制等等,构成了该书的主体内容。"文学史"何以被写成了"文化史"?在谱系学的视野下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幕末明治时期日本汉学传统的演变、实证主义史学逐渐摆脱汉学的制约、"文学"概念依然偏重"知识"等方面,构成了其基本成因。

两种日本现存《传奇汇考》抄本考

日本现存的两种《传奇汇考》抄本,是值得重视的文献。它们对于研究清代以来戏曲文献的流传,对于研究现在的《曲海总目提要》的形成,对于探讨近代中日两国戏曲研究的相互关系,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本文对这两种抄本进行了文献学的研究,对认为《传奇汇考》、《乐府考略》和黄文旸的《曲海目》没有关系的看法提出了不同见解。

日本汉学研究的几个特点及其启示意义

日本汉学研究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重视文献资料的整理,注意编制各种别集索引和文人年谱;二是重视文本解读,深挖细探,以保证字句文义的准确无误,并培养研究者的实证精神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注重运用比较学和传播接受学方法,对重点作家、作品展开多角度、多方位研究。日本汉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它告诉我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早已跨出了国门,逐渐形成了全球化趋势。国内的学者应打破固守城池的旧观年,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及时吸收外国先进的研究成果,以使中国古典文学这一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实现高效率、高水准的当代益用。

明治年间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观——以“中国文学史”著作序跋为中心

明治年间,在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强烈批判和否定的风潮中,却产生了引人注目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撰述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自1882年至1912年((明治15年—明治45年)的30余年之间,日本至少有14位学者撰写了20余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以这一批文学史著作的序跋为材料,可以从一个很重要的侧面了解明治年间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观",由此可以进一步管窥中日文化交流、融合中错综复杂的关系。

王国维的治学与日本汉学界

王国维能成为中国近现代新学发展潮流的代表人物,得益于其学贯中西,更离不开他与日本汉学家的学术互动。在东西方文化思想相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他们之间形成了以继承传统、学术创新为理念,以学术交流促进学术研究的共识。长期以来,王国维与日本学人进行学术交流、思想启发,互换研究资料及信息,其结果是给中日两国的新汉学带来了超越前代的宏大气象,从而为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史书写了重要的一页。

日本《文心雕龙》研究概述

日本《文心雕龙》研究历史悠久。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日本龙学的萌芽时期,20世纪初期铃木虎雄对《文心雕龙》最古本、最善本的校勘,标志着日本龙学的兴起。受其实证学的治学精神和态度影响,经过1930-40年代短暂的发展后,1950-70年代日本龙学达到鼎盛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他们在校勘、翻译和评论领域成果卓著。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龙学再次进入了一个平缓的发展时期,新的研究领域和视角、方法开始出现。

儒学·古文·时务——日本汉学视阈中的中国古文史

自唐代以来,随着汉字和汉文化(以儒学为核心)对东亚汉字文化圈(以日本、朝鲜、越南为代表)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与理论(包括散文创作与理论)也影响了东亚汉字文化圈,成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江户时代、明治时代的中国古文史观是被纳入其思想文化建构的框架之中的,不论是对中国古文典范的选择还是摈弃,都与其当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时务"抉择密切相关。在日本本国文化的重塑之下,这些中国文论发生变形,然后又直接影响其本国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无论是对日本汉学的考察,还是对近世中国文学和理论的特质、意义与价值的评估,其视野都应拓展到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

日本汉文写本中文校注的学术意义--以《都氏文集》为例

亚洲汉文学是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有必要对各国各地区的汉文学经典加以系统整理,传于后世。为使古代汉文写本更容易为现代人所阅读,有必要选择一些经典作品进行中文校注。日本汉文学写本的中文校注,在吸取日语校注本精义的同时,还可以吸取中国学者在敦煌写卷、碑铭、明清小说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中外文学交流提供新的基础研究资料。以平安时代《都氏文集》校注为例,阐明中文校注在推动汉文学文献方面的多重意义。

日本汉学的转轨:谈《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

一日本汉学家斯波六郎(1894—1959)先生的名声,在国内学术圈并不算小。早在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就影印了由他主持编纂的《〈文选〉索引》。书前有一篇他的长文《〈文选〉诸本之研究》,考辨《文选》诸种版本的关系,成为日后凡研究《文选》者必定征引的名篇。尽管近些年,傅刚、小尾郊一等中日学者在《文选》版本领域后出转精,针对斯波六郎的旧说,提出了诸多新见,但仍旧非常尊重他在这一领域筚路蓝缕的贡献。所谓“日本选学第一人”的称号,到今天也站得住脚。不过,也正是因为斯波六郎在《文选》版本及校勘领域的贡献太过卓著,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止于一个文献学者,仿佛他穷尽一生只在《文选》一书上下功夫,而且下的主要都是文献学的功夫。

顾炎武《日知录》在日本汉学的影响

文章就顾炎武《日知录》一书对日本汉学的影响,从清代学术史、日本馆藏《日知录》版本、日本汉学家论顾炎武与《日知录》三个方面,作了初步探讨。

日本研究汉语语法的历史

在日本,研究汉语语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50年以前,也就是日本的江户时代（1600-1868）。这个时期的日本汉学家,主要精力是放在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古典文献中的助词、虚词等词语的研究上。探索日本研究汉语语法的历史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海外汉学发展的历史和成就,同时也找到一条从外部了解中国国内汉语语法发展历史的途径。

日本近百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程及相关特征

对日本自大正至今140多年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程进行分期,并逐一寻绎其演进历程;对其研究队伍的组成及其学术成果进行探究评估;对其学术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归纳并分析其形成的主要动因。

近代日本的南戏研究(1890-1945)

中国学界真正的南戏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而日本学者早在明治时期就已经涉足南戏研究。明治后期,笹川临风先声夺人,负开拓之功,而森槐南的南戏研究不仅到达了相当高的水平,且对后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客观上造成了南戏研究的声势,推动了南戏研究的进步。明治末大正初开始,狩野直喜、盐谷温、宫原民平等人以大量精力关注、研究中国俗文学,他们的相关著述中,都包含了南戏研究。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昭和时期青木正儿的南戏研究超过了此前所有日本南戏研究者的水平,故他在南戏研究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俞樾与近代日本汉学

俞樾是晚清著名的学术大师和教育大师。其学术与教育思想不仅影响了同治、光绪年间的许多晚清学者,而且声名还远播海外。他对日本汉学十分关注,与日本汉学家的交往甚密,并培养了留华学生,这对于沟通域外汉学,尤其是近代日本汉学,起了很大作用。做为乾嘉学术传人的俞樾自然也就受到了日本汉学界的重视与推崇。

日本中国都城史研究管窥(1930—2006)——以《中国都城史文献目录》为中心

日本的中国都城史研究对于中国史学的相关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近年来随着中日学术交流的增强,中日学界在中国都城史研究方面的相互促进愈发明显,总结日本关于中国都城史研究的学术史具有积极意义。日本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都城史文献目录》,收录了日本1930—2006年间有关中国都城史研究的论著目录。通过对其分析,不仅可以了解日本有关中国都城史论著的基本信息,也可以窥见其研究的主题变化与学术特点。日本的中国都城史研究历史久远,态势良好;主题宽广,涵盖诸多方面;重视考古与文献的综合运用;重视研究成果的译介,关注国际学术进展和学术史的总结;视野开阔,多从亚洲视角分析问题,重视中日比较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同时关注都城历史中的思想性与理论性;重视都城史的专门研究,并注意从城市史的整体视角研究都城。

从“自我”到“他者”——浅谈日本汉学的历史变迁

日本汉学具有独特一面。这主要体现在它的双重性上,即日本汉学具有"自我"和"他者"的双重性质。这种"自我"和"他者"的悖论相互交错,贯穿日本汉学的历史。到了20世纪后半叶,日本汉学终于完成了从"自我"到"他者"的质的转变。认识日本汉学的这种独特性并阐明这一转变过程及内在原因,对于我们了解日本汉学和认清日本人的中国观有着很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