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亚“世界文学”的杜诗——《秋兴八首》在日本的阅读、阐释与拟效

《秋兴八首》作为杜甫七律组诗中的典范,不但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东亚汉字文化圈亦引起了广泛共鸣,是具有“世界文学”性质的经典作品。《秋兴八首》东传日本,以杜诗东亚刻本、杜集日本注本和唐诗选本、明人诗文集等文献为途径;而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关于《秋兴八首》的本土化理解与阐释。同时,日本汉文学中也出现了大量拟效《秋兴》的作品,其中既有对杜甫的追摹,又有日本文人在主旨和情感基调方面的创新。考察《秋兴八首》在日本的阅读、阐释和拟效,可以了解日本杜诗学的特色,体认日本汉文学对中国文学之接受,从而揭示杜诗作为“世界文学”的意义。

域外汉籍整理出版的选题与编校策略刍谈——以《域外文话汇刊·日本汉文话丛编》为例

域外汉籍是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域外汉籍整理的选题,应充分挖掘和重视“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文献”,推进专题文献的系统整理,全方位构建专题文献体系。域外汉籍整理的编校,应着重关注书目和版本调查的全备性,标点尤其是引文引号的准确性,以及文字校勘的精当性。《域外文话汇刊·日本汉文话丛编》在选题价值和整理编校上都作出了较好的示范。

日本汉文教育及国语教科书选文分析

在日本高中国语课程中,汉文教育一直有着重要地位,形成了一个目标清晰、结构严谨的教学体系。本项研究汇集日本高中国语教科书,对其中的汉文选文进行统计,考察其变化轨迹,探索其遴选标准及影响因素,辨析其选文特征及文化传承的价值。

日本古代汉文学的发展轨迹与特征

日本汉文学是在我国古代文学的直接影响下逐步发展、繁荣起来的,是日本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安时期,日本汉文学的创作主体是以皇室为中心的朝臣、贵族,模仿、借鉴的主要对象是我国六朝及初、中唐时期的作品;镰仓、室町中期,五山禅林文学十分繁荣,禅林诗僧对我国宋、明诗抱有浓厚兴趣;江户时期,汉文学的创作主体是儒士,诗人的视野相对开阔,对我国的历代诗风均有不同程度的吸收和借鉴。

略论成岛柳北及其汉文小说《柳桥新志》——兼论日本19世纪的花柳类汉文小说

我国清代的笔记体小说《板桥杂记》传入日本后,对日本花柳文学的繁荣产生了巨大影响,19世纪花柳类汉文小说的大量产生便是这种影响的集中体现。这些汉文小说在题材、文体、著作体式、创作旨归和行文风格等方面都显示出了受《板桥杂记》影响的浓厚痕迹,同时又蕴涵着本土的文化内质,带有日本汉文小说惯有的双重属性,值得探讨。其中,寺门静轩的《江户繁昌记》和土居香国的《鸭东新话》是比较典型的作品,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成岛柳北的《柳桥新志》。

我国的日本汉文学研究的成绩与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日本以汉诗为主、包括汉文及汉语小说在内的汉文学展开了研究,陆续出现了王晓平、马歌东、宋再新、肖瑞锋、高文汉、严明、张石、孙虎堂、马骏、陈福康等有成就的研究者,取得了不少成绩。从作品分类整理、注释赏析,到对相关作品进行个案研究;从中日的比较研究及关系研究,到综合性的专题研究;也有文体学、语言学等不同层面上的研究成果;更有大规模的日本汉文学史著作问世,解决了文献学、诗学、比较文学层面上的许多问题。同时,在关键概念的界定和使用、理论概括与学术观点的科学性、文献信息使用的周密性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双重身份:日本汉文小说及其作者再审视

以双重身份视角探讨日本汉文小说及其作者、以及与之都有关联的中国古代小说,在文本层面显示出日本汉文小说不仅是日本文学作品,还在域外扮演了汉语教材的角色,小说身份与域外汉语教材身份交织;就作者而言,汉文小说作者与儒者身份重叠,他们在学习中国文学并创作日本汉文小说的过程中发展着本国文学,也促进了中国文学的传播,但儒者仍是其首要身份。与此同时,中国古代小说作为被学习的范本,因其高度成就使之在被学习借鉴的同时亦被日本文人视为超越的目标,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日本汉文小说创作的动因。

日本汉文小说研究述略

日本汉文小说是指从日本奈良时期一直到江户明治时期,日本本土文人用汉语创作的文言文小说。以《日本汉文小说丛刊》收录的88部小说为研究对象,发现日本汉文小说体现出了虚与实、尚奇的小说观,具有补察史缺、惩恶扬善、游戏笔端自娱自乐以及提倡汉文和抒发愤懑之气的创作动机。江户时代及其后日本庶民文学的发达、汉学者儒者的身份以及汉文学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日本汉文小说的发展。

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以日本汉文小说《谭海》为中心

日本明治时代依田百川的《谭海》是一本汉文笔记小说,也是一本'可以为作文之标准'的汉语学习读本。书中才女名妓、佳妇忠仆等众多女性或智勇兼具、或忠孝守义的品格和行为受到作者赞颂,多有明显的以男性视角看待女性的特征,其展示的对女性的评判标准又折射出中日文化的密切关联。

中国古代小说与古代日本汉文小说

日本汉文小说是日本小说中一个独特的类型。它们是日本小说作家以汉文字为叙述语言 ,描述日本本民族故事、反映日本人民民族感情的一种独特创作。多年来 ,由于这种小说形式上的“汉化”和内容上的不相一致 ,致使它们同时被排斥在中国和日本小说的研究视野之外 ,其面貌不为人所知。事实上 ,它们虽然从文学疆域划分的角度上属于日本 ,但无论其语言风格、文体形式 ,还是小说旨趣等等 ,它们又的确深受中国小说的深刻影响 ,甚至是自觉模仿。这一切 ,显示了处于文化强势地位的中国小说对域外小说强大的影响力 ,及其在文学交流中不可取代的价值。

日本汉文笑话集《译准开口新语》“汉文教科书”身份管窥

《译准开口新语》是日本江户时代儒者冈田白驹创作的一部汉语文言笑话集,被认为是日本汉文笑话集之嚆矢。《译准开口新语》在追求令人发笑的目的之外,在风格上与中国古代笑话集表现出较大的不同,其追求文辞的华丽、情节的生动,引用大量中国古代文献成语典故,吸收大量口语词,使读者和听众易于理解,同时,使笑话雅俗共赏,更富韵味和感染力。

神田喜一郎的日本汉文学史论研究

神田喜一郎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汉学家、京都中国学者。神田在对先行研究进行批判的同时,在考证的基础之上,从日本汉文学的定义、日本汉文学史时代区分等方面着手,提出日本汉文学具有“两面性”、黎明期与衰亡期以及日本汉文学史的六个发展时代和盛期等主张,强调一部日本汉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史在日本的再现与发展。其关于日本汉文学史的论述为研究日本近代以来的汉文学史奠定了理论基础。

早期日本五山禅林的中国文艺接受管窥——以诗僧天岸慧广《送笔》诗为例

受中国宋元禅文化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日本五山汉文学是日本汉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发展时期。文章以早期五山诗僧天岸惠广的《送笔》诗为例,通过对该诗进行考释和鉴赏,管窥其中蕴含的丰富的中国文学、艺术、文化内涵,从而揭示日本五山禅林接受元代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

日本文学史中的汉文学——以《日本文学史》与《日本文学史序说》为例

《日本文学史》与《日本文学史序说》是分别由西乡信纲和加藤周一编著的非常有影响力的两种日本文学史。二者对日本历史上的汉文学作出了两种不同态度的表述,而这正是日本学者们在阐述日本汉文学在文学史上地位和价值时的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表述。文章对这两种表述进行对比和解读,揭示出汉文学在日本文学历史中的地位、日本文学史的叙述传统以及日本文学史家的局限性。

唐人所见日本汉文考

日本汉文学的西传,是笔者近年来感兴趣的一个课题.迄今为止,但凡谈到中日文学交流,均无一例外地瞩目中国古典文学对日本汉文学的压倒性影响,而反之日本汉文学也曾传入中国,并或多或少引起若干反响的现象,却几乎无人关注.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日语称之为“逆输入”的中日汉文学往还,若就数量而言,双方完全不成比例,更谈不上对中国文坛有什么反转性影响,偶或有人提及,也多止于搜奇猎异,以助谈资,而非对其作深入的历史考察和文化观照.

日本汉文古辞书引文模式研究——以《倭名类聚抄》为例

日本早期古辞书通过引文的形式留存了很多珍贵的汉文典籍,这些引文材料正逐渐成为汉字汉语研究以及中国古代典籍校读、辑佚的重要参考材料。然而这些辞书的引文留存情况复杂,大多并非完整地保存了原书的面貌,以日本古辞书中引文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倭名类聚抄》一书为例,按照性质的不同,其引文可分为七种模式:①照录原书;②节引原书;③引文为原文通俗说法;④转述原文;⑤引文与今本原文有版本差异;⑥引文不见于现今传本;⑦佚书引文。同时分析造成不同引文模式的原因,以此正确认识日本汉文古辞书中引文的性质。

平安时期日本汉文中“所”字用法

“所”字在平安时期日本汉文中的使用分为“所”字结构和非“所”字结构两种情况。“所”字结构是“所”字在日本汉文中继承古汉语的用法,非“所”字结构是“所”字在日本汉文中发生的异变。即使是“所”字结构在日本汉文中同样存在异变,如“所V”形式失去了古汉语中“所”指代宾语的功能,变成句子结束的标志。非“所”字结构中,受日语“ところ”语法功能的影响,出现了区别于汉语“所V”结构的“V所”结构。“所”字在日本汉文中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是汉日语言接触所带来的结果。

从日本古代汉文学的发展看中日文化交流

从日本古代汉文学的发展看中日文化交流钟玉秀在中日两大民族文化交流的长河中，日本作为东北亚文化圈内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形态的国家，无计量地吸收了汉文化。在此背景下，汉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翼不断东传日本，为中日两国文化的交融起到了桥梁作用。中国文化是以汉文字、汉...

日本汉文学中的诗赋文体之辨——以《凌云集·伏枕吟》为例

诗赋关系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历史悠久的辩题,日本汉文学中的诗赋文体之辨同样值得关注。《凌云集》是日本平安时代官方修撰的汉诗集,然而其中所收桑原公宫《伏枕吟》一篇的文体实为赋体。此篇作品应是受中国南朝至初唐诗赋文体合流现象影响而产生的作品。其被收入诗集与其并未以“赋”为题或有关联。《伏枕吟》的产生、收录以及后世对此作品的评价,反映了日本汉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以及日本文人对诗体与赋体文体的认知。

论作为教育读本的日本汉文小说

文学教化观贯穿于整个中国古典文学,被传统学者视为小道的小说也承担了相应的教育功能。受此影响,日本汉学家们在创作汉文小说时也有意将小说往教育读本方向靠拢。日本汉文小说中的教育读本起到了为读者提供语言训练和写作模范的作用。不仅如此,其教育内容还包括传统儒家的仁教思想以及“忠孝”观,同时大力宣扬日本民族武士阶级倡导的勇敢与节俭意识。为了让小说教育效用最大化,日本汉学家们还利用小说评点的形式作为教育方法,并将被传统教材摒弃在外的鬼神故事作为素材,让读者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接受教育。日本汉文小说在吸收传统中国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融合了本民族社会的实际情况和民族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