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细菌战罪行研究与口述史料

口述史料是根据个人亲身经历或见闻而口传或笔记的材料。细菌战口述史料是指与(日本)细菌战有关联的口传史料、回忆录、调查记录和访谈录。目前,日本细菌战口述史料搜集与整理的理论与方法相对薄弱、滞后,因此,研究者要有意识地、主动地、脚踏实地地投身到口述史料的采访、收集、整理与研究中去,利用历史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探求口述历史、口述史料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民间藏日本细菌战史料的挖掘与利用

近年来,中外学者依托官方保存的文献文物资料,不断还原日本细菌战的历史真相,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随着日本细菌战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细化,官方保存的史料已不足以支撑学术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有针对性地开展民间藏细菌战史料的挖掘与利用工作成为一种必然和必要,进而有助于更加全面、综合、立体地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历史全貌。

二战后美日庇护和掩盖日本细菌战罪行之剖析

本文通过对新近解密的英日文资料的分析、归纳和梳理，阐述战后美国几任细菌战调查官调查日本细菌战的经过，以及美日勾结掩盖日本细菌战罪行，庇护日本细菌战犯的内幕及其谋略，揭露二战后美日交易，各取所需，使日本细菌战犯逃脱法律严惩的罪恶行径，进而揭示和批判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双重标准和国益至上的原则。

中俄联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路径研究——以日本细菌战档案为中心

日本细菌战档案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实施细菌战、人体实验等反人类暴行的真实凭证,中俄两国保存的档案在真实性、稀有性和完整性方面符合世界记忆遗产申报标准,且构成了相互交织、互为印证的证据链。立足档案自身特点,借鉴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成功经验,探讨中俄联合申遗的重要意义,进而从实操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日本细菌部队官兵证言与侵华细菌战研究

战后原日本侵华细菌部队官兵证言的出现至少呈现三个层次,即1940年代末1950年代作为被审判者的第一批证言、1970年代中后期至1980年代来自“良心者”的第二批证言、1990年代“731热”催生的第三批证言。1990年代中期以来“证言潮”的出现,为日本侵华细菌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基础,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成为日本侵华史研究中不可缺失的领域。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原日本细菌部队官兵的“证言”并非对历史事实的简单忆述,还包括证言者对历史事实的价值立场,具有层累性和阶级性。

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的新面向——以中方口述资料发展为视角

中国民众是日本侵华细菌战最直接受害者,其口述材料是相关战争研究的重要史料。口述材料采集过程从1950年代发端至今,主要经历三个阶段。调查者分别在东北地区、中南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进行大规模调查取证,使事件现场与亲见亲闻者的记忆表象得以即时记录,成为书写那段历史的基础资料。在以中日民间展开对日索赔诉讼活动为代表的反战市民运动推动下,个人记忆渐渐转化成集体记忆,乃至成为公众性的社会记忆,这也为理解中日关系的过去与现在提供了有益路径。

论侵华日军的细菌武器及武器水平

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使用的细菌主要有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赤痢、炭疽,还有针对牲畜和农作物的鼻疽、炭疽、牛瘟、羊痘和锈菌、斑驳菌等,731部队、100部队等日军各细菌部队对这些细菌有巨大的生产能力,"鼠疫跳蚤"是日军最具杀伤力的细菌武器。日军细菌战方法主要有三:人工谋略投撒、飞机散布、飞机投掷细菌弹。飞机细菌弹对日军追求拥有针对美、英、苏的强力武器具有战略意义,但至战败时水平并不高,其"鼠疫跳蚤"已被美军有效防备。二战时期日本开发细菌武器终极目标是对美、英、苏拥有特殊武器,它的开发基地设在中国,因此不断在中国战场实验和使用其细菌武器。日军细菌武器到战败时也未能达到对美、英、苏构成严重威胁的水平,但对国力、军力、卫生防疫能力相对落后的中国则造成了巨大危害,其13年细菌武器开发史,就成了13年侵华细菌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