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蟳(Charybdis japonica)微卫星位点的分离及遗传多样性分析

采用磁珠富集法,以生物素标记的(CA)12寡核苷酸为探针,构建了日本蟳基因组微卫星富集文库。通过PCR法从文库中共筛选出89个微卫星位点,其中完全型(perfect)共75个,占84.27%;不完全型(imperfect)12个,占13.48%;复合型(compound)2个,占2.25%。根据微卫星位点的侧翼序列,设计筛选出9对具有稳定多态性的微卫星引物,引物荧光标记后对日本蟳舟山群体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9个微卫星位点的等位基因数为12—25;观察杂合度和期望杂合度分别为0.5806—0.9032和0.8383—0.9449;9个微卫星位点的PIC值为0.8092—0.9259。本研究筛选的9个微卫星位点可作为日本蟳遗传多样性、种群遗传结构等研究的理想分子标记。

日本蟳Charybdis（charybdis） Japonica（A．Milne－Edwards）繁殖生物学的初步研究Ⅰ

根据卵巢形态及切片组织学观察，把日本蟳的卵巢发育分为六期：未发育期、发育早期、发育期、将成熟期、成熟期及恢复期。分析采集的样本结合调查可知：日本的雌雄比约为１：１，繁殖季节一年二次，即４—５月份和８—９月份，产卵所需的环境条件为Ｔ２０—２８℃，ｄ１．０１５－１．０２０，ＰＨ８．０—８．２，它的产卵量较少，平均产卵量约为８．５万／只。

舟山近海日本Charybdis japonica生物学、资源分布以及开发利用

日本是近海主要经济蟹类之一。自用蟹笼兼捕日本取得成功以来，使日本资源得到逐步开发利用。本文根据1991－1993年有关调查试验资料，报导舟山近海日本基本生物学特征、生活习性、繁殖生长、渔获物群体组成、资源分布等，探讨日本的笼捕方法，最后提出了日本资源开发利用的若干建议。

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对中国海洋经济的影响及应对(笔谈)

北京时间2023年8月24日,日本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中存储了超过12年的核污染水向太平洋进行排放,预计排海时间长达30年之久,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目前对这一事件的评价各有不同,国际社会也有强烈的抗议之声;在如此长的时间段内其对海洋环境乃至整个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不可掉以轻心,须进行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和评估。有鉴于此,本刊策划了一组笔谈,从核污染水排放对海洋生态及海洋经济长期影响的角度进行讨论,并尝试提出应对之策,期望引起学界同仁的注意。

日本兽医器械行业监管体系与启示

日本医疗器械包括兽医器械尤其高尖端医疗器械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明显的领先地位而其科学的监管模式对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药品与医疗器械法》在日本法律体系中的位置、兽医器械的定义与分类,以及政府监管体系、相关法规主要规定等4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较为详细地概述了日本兽医器械行业监管体系状况,以期为我国兽医器械立法工作提供借鉴。

日本农村合作金融体系风险防范制度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论文基于文献梳理和实地调研,阐明了日本农村合作金融体系风险防范制度建设的经验,并对健全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日本合作金融体系发展历史悠久,其在日本农业从传统社会阶段发展到现代化农业的过程之中,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推进了乡村全面振兴,具有法律制度健全、服务体系完善、坚持民主管理和封闭性社区服务的特点。其通过建立健全贷款审核制度、农业贷款担保制度、内外部监管制度、同业援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在调剂资金和平衡风险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强化了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稳定,还保障了整个系统运作的合规性。建议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加强监管体制建设,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提升成员信用,构建全国性风险防范体系和设立相互援助制度。

2020年中国与韩国和日本肝癌发病和死亡的比较分析

目的分析2020年中国肝癌发病、死亡情况,并比较韩国、日本的肝癌负担,为我国进一步完善肝癌的防治策略提供依据。方法从GLOBOCAN 2020提取中国、韩国及日本的肝癌发病及死亡相关数据,分析并比较不同性别、年龄别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差异。结果2020年中国肝癌新发病例410038例,发病率为28.3/10万(男性40.8/10万,女性15.2/10万),世标率18.2/10万。韩国肝癌新发病例14788例,发病率28.8/10万(男性42.6/10万,女性15.1/10万),世标率14.3/10万。日本肝癌新发病例45663例,发病率为36.1/10万(男性48.3/10万,女性24.4/10万),世标率10.4/10万。2020年中国因肝癌死亡病例391152例,病死率27.0/10万(男性38.8/10万,女性14.6/10万),世标率17.2/10万。韩国肝癌死亡病例11158例,病死率21.8/10万(男性31.6/10万,女性11.9/10万),世标率9.9/10万。日本肝癌死亡病例28155例,病死率22.3/10万(男性29.4/10万,女性15.4/10万),世标率4.8/10万。结论我国是肝癌高发地区,相较于东亚邻国韩国和日本,我国肝癌发病及病死年龄更早。应针对不同性别、年龄组以及不同地区,制订相应的肝癌防治策略。

国际战略传播:日本的理念、能力建设及启示

日本的国际战略传播建构以推进体系机制建设和强化传播能力为中心,旨在提升与安保战略的适配度,强化舆论战、思想战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塑造国家形象,进而推进其价值观外交。日本国际战略传播能力、传播生态及其体系机制构建的关键,是建立一套由首相官邸领导和外务省主导的能够充分培养外宣人才,承接官民两轨外宣渠道需求、增容社交网络资源,广域多维、高效协同的现代传播体系。其策略为有效利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以及文化符号系统,实施分众化、在地性和植入式传播,以宣传日本的政策主张、文化魅力等,塑造有利日本的文化心理和国际舆论环境。日本加速构建国际战略传播,推动其传统外宣向主体性、主导型外宣转化,实现外宣战略、外交战略和国家战略三位一体的转变。

日本栗良种黄丰的选育

黄丰是引种驯化选育的日本栗良种,具有丰产稳产、抗寒、果大、品质优良等优点。平均单粒重27.17 g,平均每栗苞含栗果2.1粒,出实率46.0%。栗果圆形或椭圆形,黄褐色,有光泽,果肉淡黄色,含水量59.9%,鲜果中淀粉含量22.4%,直链淀粉含量10.7%,可溶性糖含量8.8%,蛋白质含量3.30%,维生素C含量242 mg/kg。在辽宁省丹东地区9月中下旬坚果成熟。丰产稳产性好,嫁接第6~8年进入盛果期,平均冠影面积产量1.41 kg/m^(2),每667 m^(2)产量417 kg,无大小年现象。适应性强,耐瘠薄,抗寒性强,抗栗疫病、栗瘿蜂、红蜘蛛等病虫害,适宜在辽宁省丹东、大连等日本栗产区栽培。

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的形成和演变--以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部为中心

在唐通事的基础和框架上形成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体系,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机构,是1873年诞生的东京外国语学校,历史上一般把它分为两个阶段或两个时期:前期为1873年6月(也有说8月)创立,至1886年取消,一般称为旧东京外国语学校(简称“旧外语”);1899年再度复活,规模更加整齐,一直延续至战后,一般称为“新外语”时期。学校内所设的汉语部,是近代日本最大的官办的中国语教育机构。与几乎同时期的英语、法语、德语等西方体系的外国语教育兼有文明传播的功能相比,中国语教育基本上只是止步于一种外交、贸易诸领域的实用性的语言教育。对东京外国语学校以及相关的官办中国语教育机构的沿革变迁的考察,大致可把握整个日本近代中国语教育演变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特性。

日本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安全政策分析

日本强化“印太战略”的经济安全属性,利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强化与同盟国在经济安全领域合作,并加大经济安全保障政策实施力度。自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潜在生产率降低等结构性问题。推动对外经济合作,可促进日本企业构筑全球供应链,改善资源分配效率,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助推日本经济增长。当前日本的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安全保障之间存在明显矛盾,未有效统筹两者之间的关系。日本需要加强对外经济合作,特别是加强对中国的经贸合作,以利推动日本经济走出长期低迷、实现地区长期发展繁荣稳定。

施肥对日本落叶松母树种子球果和形质特征的影响

以日本落叶松1.5代和2代种子园为研究对象,施用N肥、P肥、K肥,采用正交试验设计,调查并分析了施肥处理对日本落叶松种子园母树球果和种子特性的影响,有效提高落叶松种子园种子产量,满足生产上对落叶松良种的需求。结果表明:从球果形质特征上看,施肥可显著促进日本落叶松1.5代和2代种子园单果质量、球果纵径和横径的增加,其中,1.5代种子园中,“N(0.4 kg/株)+P(0.6 kg/株)+K(0.6 kg/株)”处理的单果质量和球果纵径最大,分别达到4.01g和3.14cm,分别为CK的1.79倍和1.37倍,“N(0.2kg/株)+P(0.6kg/株)+K(0.4kg/株)”处理的球果横径最大,达到2.26cm,为CK的1.1倍;2代种子园中,“N(0.2 kg/株)+P(0.8 kg/株)+K(0.6 kg/株)”处理的单果质量、球果纵径和横径等指标均较高,分别达到8.23g、3.74 cm和2.58 cm。从种子形质特征上看,施肥对日本落叶松1.5代、2代种子园种子形质指标的影响有限,施肥仅对1.5代种子园种子纵径、横径和侧径及2代种子园千粒质量有显著影响。较高的K肥和适量的N肥施用量有利于球果和种子的增大,日本落叶松种子园施肥较优方案为N肥0.4 kg/株、P肥0.6 kg/株、K肥0.6 kg/株。

自由化与壁垒:日本经贸规则的策略性调整

国家(经济体)的经贸规则既包括所签署的贸易协定,也包括与进出口贸易和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日本以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前提开展自由贸易,并形成在国际贸易体系下,以利于产业生存与发展为前提,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贸易政策范式,为日本调整经贸规则提供了方向和目标。日本通过调整经贸规则,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提供制度保障和工具。日本政府一方面高举“自由贸易”旗帜开展巨型EPA/FTA战略,构建多重经济合作网络,为企业提供海外发展所需的制度基础和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以“国家安全”为名修改《外汇法》、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强化货物、服务、技术的进出口和投资规制,为实施贸易保护提供政策工具,形成新壁垒。这一策略性组合是在新约束条件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新表现和采用的新工具。

冷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观念与政策

冷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问题应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地区秩序与国际秩序有相通之处,但也有其独特性。地区范围、地区制度框架及地区统合原则是地区秩序的构成要素。在东南亚秩序构建进程中,日本形成相互并存的、多层次地区概念。从亚太到扩大的东亚、“自由与繁荣之弧”和“两洋交会”再到“印太构想”,日本的地区秩序观经历经济导向、价值观导向及印太框架3个时期的演变。日本从强调包容性转变为强调同质性,价值观外交愈发突出。日本通过双边与小多边主义强化安全合作,安全议题的分量不断上升。以新版“安保三文件”为指导,日本在2023年推进名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的安全合作新框架,使援助外交从单一的经济发展援助走向“经济+安全”双轨并行的新态势。日本从均势与陆海对立的思维定势出发,地区概念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试图借此阻滞与稀释中国的影响力。

日本脑计划实施的经验及启示

目前脑计划已成为主要发达国家科技竞争的重点领域。日本脑计划启动时间较早,已取得了较丰富的经验与成果,可为中国脑计划的实施和优化提供经验借鉴。解析日本脑计划的发起过程、保障措施、管理结构以及主要研究成果等,发现日本脑计划是在充分的科学论证基础上提出,政府提供了稳定且充足的经费支持,由领域内号召力和影响力较高的机构统领和协调实施,人才国际化始终作为团队建设和人才政策的重要标准,同时政策体系上既有兼顾长期的战略规划又有专项的人才支持政策和脑库建设保护法律等全方位保障其顺利实施。借鉴日本经验,未来中国脑计划的实施战略可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将团队建设的国际化、资金保障的稳定性、科研伦理管理的规范化、参与机构的协调性等作为主要优化方向。

2023年度日本政府地震调查研究的主要经费申请概算

根据日本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施法,日本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总部于2022年8月底,对日本政府各相关行政机构2023年度用于地震调查研究的主要经费申请概算,进行了汇总和调整并对外公布。2023年度,日本政府用于地震调查研究的相关经费总概算额为100亿日元,相比较2022年度的64亿日元,增长了56%,这些经费主要分配于文部科学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及总务省等下属部门,但经费并不包括日本公立行政法人等的运维补助费用。

叙事医学在日本的落地与临床实践模式探究

在全球医学实践中,叙事医学在提高医生沟通能力、使医生更关注患者个体经验、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方面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20世纪90年代,日本引入叙事医学。日本医学界在翻译出版西方叙事医学书籍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叙事医学与本国临床实践的结合,提出了符合日本医疗特点的叙事医学临床实践理论与模式,特别是在糖尿病、护理与养老领域成果卓著。以这三个领域为案例,分析日本叙事医学临床落地实践模式,以期为中国蓬勃兴起的叙事医学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晚清学者对“日本文学”的发现——以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为中心

晚清士人对“文学”启蒙的重视,一般被认为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且多以康有为、梁启超等赴日名人为先驱。然而,作为晚清首批赴日游历使的傅云龙对“日本文学”的发现,却很少被提及。傅云龙在《游历日本图经》中专设“日本文学”一门,上卷以江户儒学为中心,兼论诗学、书学、医学、兵学,下卷专论明治时期日本的学校教育。傅云龙的文学观虽然未脱士大夫风的广义“文学论”,但他通过对明治二十年日本的踏查,既感知到了西学与汉学地位之升降,亦捕捉到了西洋教育对文学“启蒙”“开化”之重视。傅云龙对“日本文学”的发现,在晚清的日本研究著作中具有重要的先驱意义。

地域联动,价值提升:日本租赁住宅团地存量再生实践的启示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租赁住宅团地再生经历了从全面重建到存量再生的路径转变,构建了联动地域资源、提升存量价值的再生策略与实施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本文首先梳理日本租赁住宅团地的发展历程、解析团地再生中地域联动理念的演变,从目标与愿景、分类与手法、制度与措施三个维度总结日本租赁住宅团地存量再生的实施路径,最后从联动地域资源、丰富年龄层次、促进多元合作和提供资金保障四方面总结了对我国公租房社区更新的启示。

日本汉方药物的妊娠期和哺乳期风险评估及对我国中成药的影响

目的:通过对日本汉方药物的药品说明书进行妊娠期和哺乳期风险分析,评估日本汉方药物的用药风险及其对于我国中成药妊娠期风险评估的影响,为进一步开展我国中成药的妊娠期和哺乳期风险评估提供借鉴及参考。方法:针对日本医药品与医疗器械局平台收集及整理的148种医用日本汉方药物相关药品说明书,分析妊娠期和哺乳期相关表述,评估具有用药风险的日本汉方药物及中药组分。结合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2020年版)、《中药药物警戒》和《中药药性论》等中药典籍,对日本汉方药物可能存在的妊娠期潜在风险进行评估。基于日本汉方药物妊娠期风险中药组分,对我国505种中成药进行妊娠期风险评估,分析其对我国中成药妊娠期风险的影响。结果:日本148种日本汉方药物中,存在妊娠风险的药物共39种。妊娠期风险的中药组分包括大黄、牡丹皮、附子、桃仁、牛膝、芒硝和红花,主要为自身毒性及对于流产、早产的影响。哺乳期风险日本汉方药物中,因含有大黄而易引起新生儿腹泻的药物共18种。根据我国典籍评估,日本汉方药物具有潜在风险共93种。依据日本汉方药物风险组分,我国505种中成药中具有妊娠期潜在风险的药物共59种,占345种未标注妊娠期禁忌药物种类的17.1%。结论:日本汉方药物基于妊娠期和哺乳期风险的中药组分对其日本汉方药物成药风险进行评估,其特殊人群的风险表述方法对我国中成药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