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华制日:日汪合流与美国应对(1938-1940)

1938—1940年,日本与汪精卫合流炮制伪中央政权的活动引起美国政府密切关注.通过对汪精卫及其集团、日汪关系和对国民政府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美国国务院于1940年3月底汪伪政权出笼之际公开发表承认国民政府的声明.在日本“南进”战略和加入轴心国的背景下,美国因担忧日、德对蒋介石的诱降和施加压力会使国民政府倒向日、汪,遂于11月底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之际,重申对国民政府的承认并且宣布巨额对华借款.美国针对日汪合流的应对体现了亚欧局势紧密关联与美国东亚政策向援华制日的转向,该转向亦得益于国民政府对美积极外交.

苏南地区日汪“清乡运动”探析

日汪在苏南地区开展的"清乡运动"涵盖军事"清乡"、政治"清乡"、经济"清乡"和思想"清乡"等诸多领域。军事"清乡"以先构筑封锁包围圈后采取重兵推进、堡垒政策等战术消灭一切抗日力量;政治"清乡"采用编组保甲、联保连坐及社团统治的怀柔方法全面伪化沦陷区;经济"清乡"以苛捐杂税对沦陷区进行经济掠夺、残酷压榨;思想"清乡"通过"清乡"宣传、奴化教育的方式对沦陷区民众的思想进行奴化改造。日汪"清乡运动"是一个全方位、系统性的法西斯殖民统治活动,给沦陷区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

略论清乡前期的日汪关系

一 汪伪政府成立后，“清乡”是日汪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处理对华事变纲要》，决定“为了及时地积极改善国内外形势，使其适应于进行持久战，并恢复和增强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所必需的帝国困防力量的机动性”，对蒙疆、华北、华中和华南的重要占领地区“要彻底整顿”“治安状况”，

华东沦陷区日、汪关系的实态——以汪伪组府为中心的考察

汪伪投敌后,出于政治需要,一直着意争取建立一个相对“自主”、“统一”的政权。为此,它与日本方面进行了艰苦的交涉。但日本本于国内矛盾和自身利益的掣肘,在扶植汪伪组府的同时,又处处与其为难,使汪伪的“努力”效果不彰。

高崇武、陶希圣脱离汪伪事件述论

1940年1月3日,正当汪精卫汉奸集团在日本侵略者导演下,紧锣密鼓地上演傀儡丑剧开场之际,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崇武、陶希圣悄然离沪赴港;同月22日,香港《大公报》引人注目地刊登了高崇武、陶希圣《致大公报信》和《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高、陶在信中公布了汪、日谈判签订密约的经过,以及密约中的主要条款。本文拟就日、汪密约的性质,高、陶事件对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冲击程度,以及对高、陶事件的评价等问题,略抒己见,以就正于方家先进。(一) 日汪密约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占中国,使中国永远沦为殖民地,成为日本军事、政治、经济上附庸的条约,而对于汪精卫汉奸集团来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上海英美等国企业的攫夺和利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向英美等国宣战,通过“军管理”方式,尽数搜夺上海租界内英美等国重要企业,由此日本在各个行业出现极度扩张的态势,完全掌握了上海的经济命脉。随着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日本为了准备“本土决战”,将中国沦陷区建成其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不得不对汪伪政府妥协,日汪关系出现“调整”,上海英美等国企业由“军管理”转为“日汪合办”,但因附加严厉条款,对于重要企业,日方仍保存其权益和影响。

日本侵略政策演变中的汪伪政府财政

汪伪政府作为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工具,其命运与日本的侵略政策演变息息相关。为维持汪伪统治,日本给予汪伪一定的财税权,使其在1940、1941年财政颇有盈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大半年时间内,日本凭借战略上的暂时优势,对财政收入剧减的汪伪予以一定的扶持,维持了其1942年财政收支平衡;但1942年8月份开始,为扭转太平洋战场上的劣势,日本开始竭泽而渔,最终导致了汪伪财政崩溃。汪伪政府财政状况伴随着日本侵略政策的演变,由"盈余"而"平衡"再到"失衡",其独立自主性的缺失充分反映了政权的傀儡实质。

日本承认汪伪政府之经纬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但日本当局并未应汪伪政府的要求,当即对其加以承认。同年11月,随着日汪基本条约的签订,双方才正式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日本当局对承认汪伪政府迁延日久,一方面是要通过日汪基本条约确定在华侵略利益,另一方面认为汪伪政府实力不足,无法借扶植汪伪政府来完成其侵略目标,要"解决事变"仍需进行诱降重庆国民政府的"重庆工作"。由此,日本当局的政策一直在扶植汪伪政府与加强"重庆工作"间摇摆不定。然而,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日本外务省与军部在对华政治、外交事务主导权上的争夺,以及重庆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所采取的行动,均影响了日本当局的相关决策,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化。通过考察日本承认汪伪政府的经纬,相信对了解日本侵华期间的决策过程会有所裨益。

汪精卫亲信叛逃录

1940年1月4日,汪精卫汉奸集团的高级核心分子高宗武和陶希圣,携带汪亲笔签字的日汪密约,逃离上海,到达香港,于1月22日在香港《大公报》上公布了密约全文。这一事件当时曾轰动世界,对国内抗战和国际局势,均有极大的影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高陶事件"。

抗战时期杜月笙在香港

上海青帮大亨、黑社会头目杜月笙,在1937年抗战爆发时,已不仅仅是个大流氓,势力早就渗透到军、政、金融、黄色工会等各方面,远远超过了黄金荣和张啸林。杜的名字,也早已于1933年被列入《大英人名辞典》,称他为“著名的公共福利工作者”了。尤其是杜和蒋介石的关系很深,和戴笠亦为至交,所以,他是国民党控制上海的幕后人物之一。但“八·一三”战火烧起后,杜月笙表面上和戴笠一起,全力抗战,实际上内心困惑不解,顾虑重重。眼看上海不保,杜月笙日夜思虑的是如何完整地保存上海黑社会的基础势力,这是他一切的根本。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