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澳双锚”如何推动亚太安全秩序转型

在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中,日本和澳大利亚凭借能力投射、关系连接、代理制衡三大功能成为美国极其倚重的“南北双锚”。日澳既重视维护美国在亚太安全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又有实现地位提升和加强安全保障的意愿。2013年以来,日澳借联盟管理机制处理与美国的矛盾分歧,通过强化防卫能力建设、深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推动对华竞争、引领小多边合作等,推动着亚太权力分配格局重塑、权力关系对抗化和制度上的重叠竞争。然而,由于美国在联盟管理上对日澳拥有不对称优势,两国往往需要服从于美国的亚太战略部署,亚太安全秩序转型不能完全反映两国利益。中国应重视日澳在战略布局中的作用,就地区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同日澳深化共识、协调行动。

历史视域下“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联盟化的影响因素与前景

“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可以视为历史上美国曾多次在亚太地区构建多边联盟的延续。与历史上的多边联盟实践相比,四边安全对话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在影响四边安全对话同盟化的诸因素中,主导国意愿、结盟对象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差异以及中国的能动性对四边对话联盟化的前景发挥着主要作用。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同时比较美国历史上在亚太地区的多边联盟实践,得出结论认为四边安全机制难以走向同盟,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多边联盟的动力具有持续性,在今后还可能以其他形式继续表现出来。对此中国既要妥善管控中美关系,也要在不断的崛起中调适与其他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背景下的小多边主义——以美印日澳四国战略互动为例

小多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形式的关键区别不在于成员国的数量多寡,而是小多边主义具有排他性、明确的问题导向和较强的功利性,因而在某些议题上更加有效。随着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推进,印太地区国家倾向于选择小多边主义形式进行战略互动。印太地区小多边主义形式的发展一方面离不开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主导性”,另一方面也源于更多印太地区行为体参与地区事务的“主动性”。美日印、美日澳、印日澳是印太地区发展迅速且关系牢固的三边关系,以此为支撑,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对话于2017年重启且不断升温。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印日澳四国开展的小多边合作中,遏制中国是它们的重要动力,中国在印太地区面临较为严峻的外部环境。

日澳海洋安全合作探析:历史演进、动因与前景

近年来,日澳海洋安全合作机制日趋成熟,在海洋军事技术与装备、海军联合演习与训练等重点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较大进展,逐渐成为美国亚太盟国间海洋安全合作的典范。日澳之所以强化海洋安全合作,除了受亚太安全架构变革等外部因素影响外,也与日本海洋国家联盟构想的推进、两国"印太战略"的实施需要等因素息息相关。尽管日澳合作会继续深化发展,但由于澳受经济上日益仰仗中国、国家安全上严重依赖美国的二元结构所困,会在对日合作立场上存在一定的摇摆。此外,日澳安全合作关系的既有裂痕如何修补、未来如何定位等棘手问题也将影响两国未来对合作的资源投入力度。

日澳安全关系探析

日澳安全关系贯穿于双方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交往之中。期间,日澳演绎了间接盟友、敌对、伙伴、同盟等安全关系范式。20世纪末,在日澳双边关系中日益凸显的安全关系,不仅是双方强化的重点,也是亚太安全体系的焦点。当今,日澳对双边安全关系模式的构建,既反映了日澳安全战略的发展动向,也触发了亚太安全格局的微妙变化。本文从纵向的视角来分析日澳安全关系的发展演变,揭示其本质特点,探讨其目前面临的挑战和今后发展的方向。

试析冷战后的日澳安全关系

自冷战结束以来,日澳沿着传统安全合作架构的轨道,积极加强双边安全合作,流露出构建军事同盟的意图。在相互依存与合作为主流的当今国际社会中,日澳构建军事同盟化的安全关系略显不合时宜。然而,这看似不入主流的日澳安全关系却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日澳作为亚太重要国家,其双边安全合作的发展态势对重建中的亚太安全格局有重要的影响。今后,日澳将继续推动双边安全合作向军事同盟框架发展,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影响。

地区安全秩序重塑与日澳安全合作

冷战后日澳安全合作逐渐增强,实现了由“间接盟国”到“准联盟”的转变。关于日澳安全合作的原因,学术界主要有美国推动说、日澳同质说、经济外溢说和防范中国说四种观点,还有必要从地区安全秩序的视角对日澳安全合作进行分析。日澳安全合作的自主性,源自双方对于地区安全秩序诉求和安全手段选择的诸多共识或契合。受此影响,日澳安全合作不断增强,体现在安全协议日益增加、军事交流与合作不断发展、地区安全事务协调增强等方面。这对日澳双边关系、亚太联盟体系和地区安全环境等存在多重影响,也面临美国因素、内部分歧等限制。对中国而言,要注意到其自主性,加强与日澳利益交融,降低其对华安全威胁认知,促进多元包容的地区安全秩序构建。

走向地区合作的历程:冷战前的日澳关系

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两国在文化及价值观上都不同程度上兼具东西方特点。两国都是亚太地区合作的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在亚太地区这一空间背景下来考察日澳关系的变迁,不但对于这一双边关系本身,而且对于整个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走向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日澳关系新发展及限制性因素

近年来,日澳双边关系升温,两国将其定义为"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首脑会晤机制化;两国安全合作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向传统安全领域拓展;双方经贸合作升级,签订了《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日澳加强合作,既出于提振经济的需要,也有战略上相互帮衬的考虑。未来两国双边合作还将继续深入,尤其在加强对区域规则和秩序塑造的能力建设方面。由于日澳两国国家利益不尽相同,政治互信存在落差,加之国内政治生态各异,双边关系深化发展的限制性因素突出,两国发展为攻守同盟的可能性较低。

印太战略视域下的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

随着“印太”地缘概念的出现以及印度洋—太平洋战略重要性的提升,印太战略已发展成为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国家战略架构。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印日澳间的利益一致和相互依赖使得四国重新开启停滞已久的四边安全合作,四国安全合作的现实基础似乎更为牢靠,四国安全合作聚焦在低政治领域,具有准同盟的属性并突出地缘政治色彩。尽管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合作存在一定的分歧和局限,但短期内四方基于共同利益而建立一个团结而非制度化的联盟伙伴关系的趋势愈加明显。四边安全合作重启和深化将对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及战略利益的拓展产生潜在威胁,主要表现为:美印日澳四国合作形成战略联动,从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海域同时对中国形成围堵,使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拓展和延伸面临更大的压力,威胁中国的海上安全环境和利益延伸;美印日澳四国联手干涉中国周边安全事务,造成中国在和平解决领海领土争端等问题上处于被动状态,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四国热衷于鼓吹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塑造以四国为基础的印太民主国家联盟,将中国排除于印太地区秩序架构之外,削弱中国印太海上的影响力;四国共同推动印太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投资,企图对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致使“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面临竞争性挑战,威胁中国印太海上战略利益。

“特朗普冲击”下日澳关系的新发展及其限度

近年来,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外交、防务、经贸和地区事务上的合作都呈现出稳步推进的态势。"特朗普冲击"无疑是推动日澳加快合作步伐的重要外在因素,但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具有稳定的内在驱动力,集中体现为促进经济互补的需要、防范地区权力转移的潜在风险、延续对其有利的区域秩序以及实现各自所重视的政治目标。然而,由于两国在深化安全合作关系上面临着诸如国内政治博弈、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差异,以及稳定对华关系的不同诉求等多方面因素的掣肘,日澳在短期内实现军事同盟化的可能性较低。

后特朗普时期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内在嬗变机理及对地区安全影响

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竞争因素明显超过合作因素。为了围堵中国,美国将原先传统的“亚太”概念扩展为“印太”,并积极打造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试图以此为依托实施“印太战略”。尽管美国方面宣称要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发展为“亚洲版北约”,但这一机制在发展历程、主要功能和角色分工等方面都表现出一系列的特殊性。随着强调盟国和价值观的拜登政府取代特朗普政府上台,这一机制在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强化安全功能、增加地缘压力和插手经济领域将成为其主要的发展方向,并对地区安全和地区秩序塑造产生深远影响。

20世纪后半叶日澳关系之变迁——由宿敌到伙伴

对二战前后的日澳关系进行了简单的回顾,论述了两国地区合作的前奏、经济利益和政治认同的互动,分析了冷战后两国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形成,指出在亚太地区这一空间背景下来考察日澳关系的变迁,不但对于这一双边关系本身,而且对于整个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走向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印度对“美日澳印菱形2.0”的认知研究

印度对"美日澳印菱形2.0"的主流认知有两种:一种是"谨慎拥抱""菱形2.0",另一种是"积极拥抱""菱形2.0"。印度理性认识到"菱形2.0"机制并不成熟,也绝不甘心成为"菱形2.0"遏制中国的棋子。在"菱形2.0"合作中,印度最关心的是通过"菱形2.0"进一步推动其"东进"战略。印度对"菱形2.0"的核心构想是推动与美日澳合作,且保持东盟在印太地区的核心地位,与营造中印良性关系,从而维护自身的"战略自主"。然而,由于印度国民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部分媒体和学界充斥着欲通过"菱形2.0"遏华的杂音。

浅析日澳关系及其发展前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在堪培拉签署了经济伙伴协定及防卫装备合作相关协议。双方意在通过安全及经济领域的合作,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日本首相安倍定义日澳两国为"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是日澳双方国家利益的体现,同时也是出于对中国因素和美国因素的考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地区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日澳关系中的中国因素将越来越重要。而中国面对日澳携手制衡,应该继续秉承"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同时,充分利用两国重要贸易伙伴的身份以及国际舆论的影响力对两国实施反制。

美日澳涉台安全合作新动向:路径、态势与制约

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最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在“联盟制华”与“以台制华”方面双向发力。作为同盟体系的核心,美国不断提高美日澳三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化水平,以共同应对所谓中国威胁。出于相似的遏华战略偏好,美日澳正在通过议题联合介入、国内制度疏通、双边短板补足、三边同盟构筑、实战演练导向等路径,愈加细致深入地推动涉台安全协作。然而,三国的相关合作上限既会受到美国内政优先以及日澳的认知落差等“软约束”限制,也会受到联盟扩散导致的“衰减效应”以及日澳国内法制等“硬约束”牵制。可以预见的是,在短期内,美日澳的涉台安全合作会不断提速升级,但在是否以及何种程度共同协防中国台湾的问题上将继续保持适度的战略模糊。

“四方安全对话”的升级与限度——以美日印澳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为视角

拜登政府执政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持续升级。本研究以1991—2021年四国在联合国大会的2276个有效投票数据为统计样本,采用投票一致性指数、投票凝聚力指数以及投票背离指数系统考察美日印澳四边、三边、双边组合的投票水平以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重启后的涉华投票与立场偏好。研究发现,美日印澳的投票一致性显著低于作为对照组的北约,尚不具备军事同盟的集体安全属性。在准同盟关系中,日澳凝聚力最高,美印凝聚力最低。在同盟关系中,美澳凝聚力略高于美日同盟,但显著低于作为对照组的美英、美法同盟。在涉华投票与立场偏好方面,美澳完全一致,日本次之,印度最弱。印太地区的双重结构性矛盾推动了“四方安全对话”的升级,但其安全供给能力尚无法满足成员国的差异性安全需求,“亚洲版北约”难以成形。对于中国而言,理性开放的外交理念与外交实践是弱化地区安全挑战、塑造印太地区稳定和繁荣的探索方向。

美日印澳经济冷战思维挑战“一带一路”倡议的现状、动因与应对建议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就受到美日印澳等国的关注、敌视和经济冷战思维外交的战略围堵与遏制。美国等西方国家挑起并进一步升级经贸摩擦,不断加强对中国的遏制、敌视和剿杀,妄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延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军的重要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在这样的历史变局下,思考如何应对美日印澳经济冷战思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挑战,对更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印-太战略弧”视阈下美印日澳组合对南海安全的导向性分析

2017年7月10~20日,美日印在印度洋地区的孟加拉湾海域举行代号为"马拉巴尔2017"的联合军事演习,此次演习对中国南海具有针对性,折射出美日印等国在印太地区不断实施地缘战略扩展。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和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的推进,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在积极跟随盟友美国的战略步伐,向印度洋及南海地区迈进。在此背景下,美国提出"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弧"构想计划,并得到印日澳三国的回应。近年来,随着南海问题的逐步升温,美印日澳四国在"印—太战略弧"目标的指引下开始进行战略组合,对南海地缘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中国作为南海主权国,对美印日澳的战略动机应当提前做好准备,谨慎应对,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日澳关系“同盟化”的新发展及其前景

日澳两国新政府组建以来,日澳关系出现了"同盟化"态势。日本极力推动日澳关系向"同盟"方向发展,澳大利亚则积极回应,两国政治关系更加紧密,军事与安全合作进一步拓展,外交协作日益加强,"同盟化"在诸多领域出现新的发展。日澳关系"同盟化"的实质是:日澳双方在地区地缘政治构造变动的背景下出于战略调整需要而相互借重。从日方看,推行对澳结盟政策是其"摆脱战后体制"以及贯彻遏制中国战略的重要一环;从澳方看,首先是为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而对安倍政府结盟诉求的积极回应,同时意在通过稳定与日安全关系实现战略方向转移。日澳虽然在结盟的道路上越走越近,但仍受中国、美国及中美关系走向等诸多因素制约,两国很难结成真正的军事同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