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马路与苏州日租界的早期兴衰

《马关条约》后苏州开埠,日本在苏州设立专管租界,并强行指定胥门、盘门对河一带为界址。为防止日租界势力向北渗入苏州城内,苏州地方官员提出北侧十丈官地不划入租界。此后在张之洞等支持下,先行修成沿护城河即京杭运河的四丈官路,这也是苏州首条新式马路。沿河马路修成后,加上马路南侧西式建筑的出现和苏纶等工厂的开工,为苏州日租界的早期繁荣奠定了基础。随着沿河马路延伸至胥门、阊门,租界内外的商业争相迁往人口更加稠密的苏州城西,苏州日租界随之日趋冷落。

试论天津日租界的“殖民空间”

日租界既是日本对华侵略的前沿阵地,也是实行侨民自治、不受中国政府行政权管辖的国中之国,是一个充满日本色彩的"殖民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日本人过着一种较为自我的生活,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交往对象和休闲娱乐活动,无需与外界过多交往,封闭在自己的世界内。日租界的殖民化、管理特征、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展现出"殖民空间"特征。

天津日租界街名沧桑

1894年,日本悍然发动甲午战争。1896年,中日两国政府签订《公立文凭》,规定在各个通商口岸设日本专管租界。1899年,天津日租界正式设立,一系列带有浓重殖民色彩的街名,成为日本当局显示本国国威的象征。日本当局对天津日租界的经营不遗余力,使天津成为其侵华灭华最便捷的跳板和桥头堡。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收回日租界,用中国省市名命名原日租界街道,体现了天津百姓庆贺抗战胜利的民族自豪感。

天津日租界的公共卫生治理

本文通过对天津日租界当局施行的各项公共卫生措施,来考察租界当局是如何进行公共卫生管理和保证本国侨民安全的。同时这些措施的事情,也对当时中国政府的公共卫生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重庆人民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的斗争

1901年9月24日,日本驻重庆领事山崎桂和川东道宝棻在重庆正式签订了《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从此,日本取得了在重庆设立租界的特权,划定了南岸王家沱约420亩的地方为日本租界。日本取得王家沱租界以后,迅速把它变成“一个四川内地的小日本国”,并以其为基地进行经济掠夺。同时,日本人对租界内的中国商民,亦蛮横无理,胡作非为。

原日租界近代工业遗存的调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记录城市发展脉络的工业遗产已被提上保护议程。本文通过对天津原日租界近代工业的调查研究,全面展示了原日租界工业遗产的兴衰,深究其现状的形成原因,从而唤起社会对工业遗产的关注,进而促进工业遗产保护工作的发展。

天津原日租界区街廓形态研究

街廓是构成城市肌理的重要要素,对街廓形态的研究是解读城市形态特征的重要部分。本文从城市形态学的视角出发,以天津原日租界为研究对象,对街廓进行形态特征的归纳整理,分别从尺度和长宽比方面分析其与规划时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看似不规则的原日租界街廓形态存在一定的规律性,且其形态是日租界规划控制的重要层面,是租界城市规划机制的体现。

近代天津日租界大和公园区域空间规划及景观元素研究

日本的公园制度源于西方,在其本国落地几十年后作为一项先进设施被“转译”到其海外领地——天津日租界。作为一项被“转译”的设施,大和公园的形成与发展与日本本国的公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区域内的建筑功能以及造园风格不仅受到其母国的影响,也表现出“转译”过程中的适应性。通过对大和公园区域早期规划、建设过程、景观元素和公共活动等方面的研究,探析近代天津乃至近代中国混杂现代性城市景观的形成背景,解析近代公共空间的现代性意义。

杭州拱宸桥日租界的几个问题

杭州拱宸桥日租界，是根据中日《马关条约》所设立的一个租界，也是日本在中国设立的租界中区域较小的一个。长期来，对拱宸桥日租界的研究，乏人注意，众多问题并不清楚，最近查阅《杭州府志》等有关史料，据此做点补遗工作，或许能对租界与近代中国社会的研究起点拾遗补缺的作用。

合乎新规还是依循旧约:苏州日租界开设茧行之争(1924—1925年)

民初江苏地方官厅及农商部为保护江南丝织业发展,一方面出台了丝区、茧区分设的政策,另一方面严格限制茧行的开设。20世纪20年代日本驻苏领事为振兴苏州日租界,决定于租界内开设茧行。苏州地方丝织业团体联合苏州总商会进行了严重抗议,苏州地方官厅、交涉公署、苏省政府以及北京的农商部、外交部等多个相关部门就苏州日租界开设茧行一事与日方进行了一系列、多层级的交涉。但因租界经商并不违背中外已经签订之条约,因而交涉最终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只得到了日本领事嗣后如再有添设茧行事,一定慎重考虑的承诺。苏州日租界茧行交涉也成为近代通商口岸贸易及对外交涉的一个缩影。

天津原日租界地区近代建筑的保护与更新

本文从深厚的人文底蕴、规整的街道环境、紧凑的建筑布局、独特的历史沿革三个方面，分析了天津原日租界地区的风貌。通过对现状的调查，总结了近代建筑遗产在保护与利用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更加优化的建议。

简述汉口日租界

“国中之国”的租界形成于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是外国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掠夺和殖民统治的大本营。日本在中国的租界虽然开辟较迟．位置偏僻。但是随着租界区域的扩张。汉口日租界成为日本侵入中国内地的重要基地。

汉口日租界山崎街和成忠街的命名

汉口日租界的街道,采用的是方格形式的设计。设计者是来自澳大利亚设计师约翰·史沫特莱及其儿子,此父子在上海开有一家美昌洋行,专门从事建筑及土木工程设计。东方国家一般不太喜欢用人名作为街道名称,但汉口日租界中还是有两条以人名来命名的道路——＂山崎街＂和＂成忠街＂,本文将详细介绍这两条路名的来历。

近二十年重庆日租界研究述评

重庆日租界是中国近代史上列强在西部地区开辟的唯一租界,自1901年正式建立至1937年彻底废除,共历36年有余。1980年代初开始直到今天,有关重庆日租界的研究方兴未艾,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比如对租界内部活动的广泛探索、对租界回收过程的精确界定等等。在未来对重庆日租界的研究中,还应进一步探索重庆日租界设立过程中的两国外交谈判细节、重庆日租界内部企业及其活动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最低档的租界——日租界

日本间谍早就来到汉口 用这样的题目并不是说我个人对日本人怀有多么深的厌恶，或是说因为汉口曾经被日本人占领的缘故。我在此无意恶贬日租界。而是在我看到的所有资料中。在老人们的回忆中，日租界就是给人这样的印象，这个印象甚至用“低档”二字都有所拔高，实际上的日租界．用“藏污纳垢”一词来形容恐怕会更加合适一些。

抗战初期更改原汉口日租界的街名

随着汉口旧城的改造,永清片已面目全非.沿江以上,原属汉口日租界一带也逐渐萧条,估计早晚都可能拆建.但这一带留下的一些历史痕迹,特别是抗战初期给原汉口日租界街道赋予的一些具有抗日意义的名称,仍令人难以忘怀.值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重温这些抗日英雄、抗日战场、抗日时刻的名称,对彰显武汉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文历史,积淀那一时期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精神,仍有一定意义.

汉口原日租界历史建筑现状研究

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及时有效的对现存的历史文化建筑进行保护和再利用,是我们每个建筑学者面临的问题。汉口租界风貌街区是武汉珍贵的建筑遗产聚集地,位于最北端的日本租界历史建筑常年缺乏关注,现状不容乐观。通过分析汉口日租界内的历史建筑现状,总结其保护与再利用所存在的问题,最后据此提出建议。

甲午战争后六年间长江流域通商口岸日租界设立问题述论

《马关条约》订立后,日本为了在华享有与西方列强同样的地位与权益,急于在长江流域一些通商口岸设立专管租界。但清政府根据张之洞等的建议,以设立本国拥有主权的外国通商场来应对,同时接受李鸿章主张,试图引入列强来牵制日本。围绕在苏州、杭州、沙市、汉口、重庆、上海设立日租界问题,双方交涉6年多。日本始终想剥夺中国对日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实施治外法权,同时尽量将设租界的负担转嫁给中方,但遭到相关各地官府和总理衙门的抵制。日本最终以强权迫使清政府屈服,在苏州、杭州确立专管租界框架后,推及其他口岸。此间,日本很顾忌西方列强的反应,其在上海设立专管租界的图谋与英美扩大公共租界相抵触,加上别无有利之处,最终选择放弃。张之洞曾主导中方抵制设立日租界,但在转向对日"联交"后,态度与举措大有改变。

试论郑永昌与天津日租界的设立与经营——基于日本外交档案的考察

郑永昌于1896年担任天津二等领事,后升任一等领事,直至1902年辞职,时间长达五年多。这一时期正是天津日租界设立、扩张和开发的关键时期。作为日本驻津领事,郑永昌不仅代表日方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同时利用自己熟悉天津情况的优势,在日租界的选址、扩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后为了开发租界,他还制定了详细的租界开发计划,尽管因义和团事变而中断,但继任的伊集院彦吉领事基本沿用了此开发计划书。

天津日本租界珍贵资料的开发与利用——写于《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出版之际

天津的日租界是日本在中国面积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租界,有一套完整系统的管理体制,天津图书馆珍藏的《居留民团事务报告书》和《居留民会议议事速记录》是记述其管理机构如何统治和管理日租界的珍贵资料,由于上述资料为日租界管理机构每年的记录,使其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多年的研究该资料不仅在中国国内无处寻觅,即使在日本的档案馆和所有图书馆均没有完整的收藏,目前天津图书馆的馆藏具有惟一性和珍贵性,该资料自1996年开发以后,引起中日学者的高度重视,成为研究中日关系特别是天津日租界必须查阅的资料,也成为天津图书馆吸引中外学者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