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干预1941年日美谈判始末

1941年5月,在得知日美谈判一事后,为阻止日美妥协,避免德国单独对抗美国的局面,希特勒授意里宾特洛甫干涉日美谈判,以确保日本继续与德国站在同一阵线。因此,德国选择其盟友日本为干涉对象,企图通过日本向美国提出一系列条件来破坏日美谈判。德国的这一尝试最终失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纳粹德国过高估计了自身对于日本的影响力,德国缺乏向日本施压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也因德日两国在各自对美国的战略上存在重大分歧。

日美半导体摩擦与中美半导体摩擦对比和启示

自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以来,半导体产业一直成为两国矛盾的核心焦点。文章通过对比20世纪70-90年代日美半导体摩擦的经验,发现美国对这两个国家半导体产业的冲击有着共同的根本原因:维护其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并对华囿于更为复杂的涉及国际社会阵营、意识形态及军事实力等因素的考虑。并且从日本的历史经验中,获得了关于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启示:政府有必要引领推动企业与大学等科研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同时,国际层面上应反对美国与其他国家合谋对华实施的“脱钩”行动,坚决阻止这种排斥态势的形成;最后,需要完善本国半导体产业供应链,降低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程度。通过这些举措,中国半导体产业方能迈向更加独立、可持续的发展。

《日美贸易协定》与日本经济安保战略转型

日本与美国于2019年签署的《日美贸易协定》具有不平等性,却成为开启日本经济安保新战略的起点。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日美经贸博弈的必然结果;日本利用经济安保构建有利国际环境的必然选择;日美协同制衡中国的必然手段。同时也反映出日本的三个深层次特点:政治外交决策多面斡旋;经济发展对外高度依赖;国家安全战略具有两面性。尽管此次经贸协议的效力未能如“广场协议”那般引发立竿见影的国际效应,但从长远可以预见日本已将经济与安全关联,意在完善日美同盟机制,并发挥国际示范作用,提升日本外交地位,但难免引发中日经贸合作困境,导致中日关系渐冷。

从日美半导体冲突到中美半导体冲突:动机、性质与冲击

时隔30多年美国分别对日本和中国挑起半导体冲突,其动机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由于两个时期大国关系和产业竞争地位不同,两次冲突的性质也有所不同,日美冲突是贸易摩擦和产业竞争,中美冲突是大国竞争框架下的科技竞争和供应链竞争。但美国采取的策略是一致的,即打击对手和增强自身双管齐下;影响的机制也相同,即打击对手造成直接影响,增强自身形成间接冲击。在日本长期萧条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受此重创的日本半导体产业全球地位下降,而中国因经济稳定增长以及在全球供求中的重要地位,受冲击的程度会低于日本。中国有必要从广泛寻求替代技术和投入品、打造新竞争优势以及促进自主创新等方面积极应对。

日美半导体产业竞争与摩擦:全周期追踪及对中国的启示

科技竞争是当前国际竞争的核心,从历史的时间线追踪日美半导体产业摩擦,探寻日本半导体从追赶、繁荣、衰退到重生的全周期。研究结果表明:日美半导体摩擦是双方创新竞争的表现。美国主要以汇率政策和制裁等方式解决面临的竞争压力,不仅对日本产生巨大危害,还破坏了全球分工与生产网络。现如今日本在半导体产业链中仍居于重要地位,是重要的供给者。中国作为追赶型国家从中获得重要启示,为提升中国半导体产业竞争力,建议扩充人才库,建立智力同盟,政府为企业创新保驾护航,同时企业既要对标国际,又要利用区域合作机会促进行业标准和国际规则建设。

乌克兰危机下的日美同盟形势与战略影响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拜登政府基于调动盟国支持其全球及区域战略的考量,继续重视日本的角色。日本亦对美国的战略号召做出积极响应,以应对乌克兰危机、维护国际秩序稳定为名积极加强同盟战略合作,推进“同盟现代化”,联手拓展军事、经济安全合作,加强地区战略配合。为应对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大国博弈、国际秩序及地缘竞争形势,以及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领域风险,日方认为,需要充分认识并积极利用日美同盟的战略价值。在美国主导、日本配合下,日美联合遏华态势日益明确,中美、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将加剧。日美同盟战略产生更强外溢,导致地区安全形势更趋动荡。日本的“战略能动”更趋凸显,对中日美关系影响权重上升。

日美安保体系的历史演进与面临的挑战

回顾日美同盟60年的历程,日美两国深化和完善日美安保体系的目的,是为了扩大两国军事部门合作的地域范围,以及拓展有事合作支援的功能和提供多方位的支持和有力保障。在日美安保体系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日本的地位一直在“美主日从”和“日本自主”之间不断地徘徊和更替,但最终无法实现日本在日美关系中完全自主独立的目标。在日美同盟中,日本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包括日本安保法制的适用受到多方制约。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借倚重美国、鼓吹“中国威胁”等方式,以充实安保体系、发展自身防卫力量的效果已经显现。

日美同盟背景下的日本衰退与世界大变局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生成与破灭,并在其后开始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和低迷。以经济实力减弱为代表,日本的国家综合实力也发生了明显的下降。同样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之下,近30年来日本的发展与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期间的发展相比成效截然不同。日美经济摩擦在80年代就已经趋于激烈化,反映了国家间利益的争夺。这是日本衰落的起因和重要的长期影响因素。新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表明世界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实力的减弱预示着“美国治下的和平”将终结。近年来,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加速了世界大变局的进程并加剧了其深刻程度,同时进一步证实了日美同盟与世界发展格局变化的不相适应。日本国内外发展情况表明,日本的未来发展战略面临重大的挑战,增强战略能力和进行战略选择至关重要。

今后若干年日美关系展望

80年代末,苏联、东欧局势的剧烈变化,是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尽管这场'政治地震'的中心在欧洲,但它不可避免地波及亚太地区,也给日美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那么苏联、东欧局势的变化,到底会给日美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日本和美国又如何对待日美关系中的这种新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

“情报学派”视域下日美太空情报合作研究

[研究目的]“情报学派”理论与当前日美太空情报合作的现状相符,基于该理论研判两国的具体立场是分析其合作未来趋势及影响的重要依据。[研究方法]通过文本分析方法,系统性梳理日美在太空情报领域合作的历史沿革,并剖析两国深化合作背后的逻辑。[研究结论]该研究发现,两国正在由单纯的太空情报合作上升至作战合作,且逐渐呈现出多边合作态势,同时遏制中国的权重大幅上升。鉴于此,中国应继续关注日美在太空情报领域的合作态势。

日美防卫技术合作演变的逻辑

防卫技术合作是日美同盟关系深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安全合作以及同盟管控的组成部分。日美防卫技术合作的进展受防卫技术合作的制度化水平和日本在同盟关系中自主化水平双重因素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前,受日本武器出口规范和技术能力的限制,日美之间的防卫技术合作以美国单方面援助日本为主。其后,日本在技术上取得较大突破,开始在对美技术合作与自主技术研发之间寻求平衡,但技术合作制度化水平较低,影响了两国的合作。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后,日本在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能力、深化与美国的防卫技术合作,并寻求技术合作的多元化。通过日美战斗机研发合作的案例可以发现,看似日本对美国渐趋自主,但仍然难以摆脱对美防卫技术依存的困境。日美之间防卫技术合作的深度以及日本防卫合作对象多元化的广度将是影响日本未来防卫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90年代日美关系展望

今年12月7日是珍珠港事件50周年。然而50年来,日美关系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整个世界局势一样,日美之间在冷战中形成的处理双边关系的“游戏规则”已经行不通,而新的“规则”还在摸索之中。就当前的日英关系而言,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侧面。展望90年代,日英关系中竞争与合作的因素都在增长,但就其发展趋势而富,合作的一面要大于竞争的一面。

日美贸易摩擦中三大谈判机制的对比研究

"市场导向的个别领域谈判"、"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日美经济框架对话"是战后日美双方缓解贸易摩擦的三大谈判机制。对三大谈判机制及其各自内部子议题的对比研究发现,贸易谈判中外压强度和谈判有效性之间并不存在对称关系。在这些谈判机制中,美国对日外压与日本国内的内压之间形成了动态的双层博弈。内压的结构与价值诉求、利益指向是分析贸易谈判的重要变量。

2015年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剖析

在美国深入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大力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立法进程、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等背景下,日美两国于2013年10月正式开始了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工作。经过"日美防卫合作小委员"(SDC)的具体运作、日美首脑及防务与外交高官的宏观推进后,"新指针"于2015年4月27日正式出台。与1997年版指针相比,新指针取消了"日本周边"这一地理限制,突出了日美防卫合作的"全球性质";打破了原有的"三种事态"划分方法,强调了日美防卫合作的"无缝"体制;还增加了太空与网络空间等领域的合作内容。新指针的出台必将促进日美防卫合作的一体化进程,推动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相关立法工作,并增强对中国的遏制态势。

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下日美同盟的质变

据日美双方2015年4月公布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将发生质变:由防御/威慑性同盟转变为威慑/进攻性同盟,由"区域性同盟"转变为"全球性同盟",由日美双边同盟转变为"日十美+X"同盟。日美同盟的质变是在国际格局调整背景下,日美双方各取所需的结果。美国试图通过推动同盟质变来护持霸权,更有效地应对中国崛起。日本期待通过同盟关系的调整,倒逼日本国内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和立法进程,"建设强大的日本",最终达成摆脱"战后体制"的战略目标。日美同盟的质变将给全球格局的调整、亚太地区的安全态势、日美同盟本身、日美两国及中国带来重大影响。

《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意味着什么

《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意味着什么杨伯江美国总统克林顿４月１６至１８日访问日本并与桥本龙太郎首相举行会谈。与冷战后的历次日美首脑会谈不同，安全问题成为此次日美东京峰会的核心议题，双方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该文件标志着日美以安全条约为基础的双...

试析日本在日美防卫合作体制中的地位和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为了在亚洲找到新的立足之处,开始扶植日本,与日本签订安保条约,建立起具有同盟性质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虽说这一体制是冷战时期代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产物,但它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终结。《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从20世纪50年代确立至今,日美对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了三次实质性的修改,日本实现了从70年代的"本土防卫"到90年代的应对"周边事态",再到今天两国建立全球性"军事同盟"的"三级跳"。在美国的扶植下,日本从一个受控制的战败国,变成了美国"无缝"合作的伙伴,并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与美国共同遏制中国发展,谋求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发展变化轨迹,可以看到日本在这一体制中的地位大大提升。特别是2015年版"新指针"的出台,必将推动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束缚,实现政治军事大国进程。这是重新定义日美关系的重大事件,同时也将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特别是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产生深远的影响。

论日美同盟的转变:从“冷战后”到“9·11后”

“9.11”事件以来,日美同盟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从“冷战后”向“9.11后”转变。本文在概述日美同盟阶段性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了“9.11后”日美同盟的基本特征,并从中日美三边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日美同盟转变的原因及其影响,提出了我国的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