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安全合作:从地区走向全球

美日同盟是美国维持亚太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日双方已然意识到原有的同盟框架难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为此,美日通过制订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化美日同盟,加强双方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合作。然而,美日安全合作同时也面临着质疑与否定,在美日两国内,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对美日同盟的争论。未来美日安全合作将如何发展,不仅取决于日本的安全感知,更取决于美国在国内国际新形势下将会采取的战略。由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一以贯之的对日负面认知,使得日本政府和国民对于特朗普的对日政策不抱期待。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并不会撤走驻日美军,更不会让美日同盟解体,同时,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并不反对自由贸易,其反对的是无法贯彻其意志的自由贸易。因此,在特朗普总统任期中,其特有的个性和自信,将会使未来美国的对日政策打上"特式"烙印,这为美日关系的发展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美日同盟可能面临新的危机。

“印太战略”与“东向行动政策”的相遇: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刍议

近年来,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日趋频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日印除了海洋安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海上军演、海洋装备与技术合作等具体领域的合作也在持续推进。美日印的接近有着多重战略考量:其一,美国需借助印度改良、强化亚太同盟体系,构筑“美日同盟+印度”的合作框架;其二,美日印意图借助海洋安全合作协同推进“印太战略”,美日有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意愿,印度则有“东向”参与西、南太平洋事务的利益诉求,彼此需在地缘、安全机制方面互相“准入”;其三,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最终目标在于迟滞中国海上力量崛起,构建美日印澳+伙伴国(QUAD+X)主导的印太海洋安全秩序。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已成为影响印太安全局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我国需给予高度重视。

探究美国对中日钓鱼岛之争的影响

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的新一轮冲突暂告一段落。日本的盟友美国表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和合作条约》,这样使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又掺和进美国因素。通过对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因素"的缘由进行历史分析,进一步分析美国因素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对中日解决钓鱼岛之争所产生的影响。

美国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始终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这一政策不断通过日本对其做出的反应而对中日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日之间的战略需要发生了变化,美国开始更加迫切地要求日本在东北亚地区承担更大的政治和军事责任。九一一事件之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由此,美国的政策对中日关系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在日本,它助长了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要求修改宪法和对正常国家地位的要求;在中国,则致使中国对美日同盟长期意图的担忧,间接刺激了中国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最终都意识到,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仅会影响美日关系,而且会损害美国和日本各自的国家利益,从而也使得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美国必须谨慎地平衡其对华和对日政策。

日本的高边疆安保战略:战略动机、发展路径及制约因素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拓宽了人类活动的空间,同时也使得国家的利益边界逐渐超越物理疆界的限制,向太空、网络等高边疆领域发展。日本在“多域联合作战能力”概念的指引下,持续强化高边疆安保能力的建设。可以预见,高边疆安保战略将在未来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为了推动高边疆安保战略的发展,日本从顶层设计入手,构建了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但依然面临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挑战。日本推动高边疆安保能力建设不仅会加剧现有的大国竞争,同时将会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进一步复杂化,影响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为了减少大国在高边疆领域的对抗,世界主要国家应平等协商,共同参与推动高边疆领域的全球治理,避免高边疆领域的政治化、军事化以及意识形态化倾向的进一步发展威胁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

东北亚大国关系中第三方因素及地区安全共同治理

中日关系经济上的合作依存度与政治上的纷争摩擦常态化这一结构性的矛盾日趋显现。从更深层次上探究中日政治经济所处的这种分裂状态根源,从本质上讲背后蕴涵着东北亚大国关系中的域外因素:即美国的第三方因素,其对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发挥着特殊作用。东北亚大国在地区的竞争摩擦时常较为突出,但中美日在东亚地区还是蕴涵着许多重大的共同利益。东北亚传统的"管制型"安全模式需向大国共同"治理型"模式转变趋向,意味着大国区域安全治理的权利、利益、责任的平等与分享,地区安全治理是在大国协作框架下的共同治理,应注重大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