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特殊关系和日美联盟关系的理论分析与比较研究

国家间联盟是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联盟是主权国家谋安全、求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政治手段 ,在国际政治中占有特殊地位。本文试图以经典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以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本分析工具 ,对当今世界上颇具影响力的英美特殊关系和日美联盟关系从权势、国际体系结构、国际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剖析 ,以全面考察两大联盟的由来、演变。

东亚的区域安全体系——美日安全联盟的困境

在冷战结束、国际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环境下,美日安全联盟的存续是亚洲安全体系的显著特征。在东亚地区安全环境面临一系列挑战但地区内却并不存在已经制度化安全组织的前提下,美日安全联盟有向多边安全体系转变的趋势。但东亚的区域安全秩序未能得到充足发展,美国在亚洲试图建立一个深度不对称的双边联盟网络,该网络以美国为中心形成轴辐发散的联盟体系,其中存在着资助国与附庸国的主客关系,也存在基于一系列重大政治交易的秩序。日本曾提出《樋口报告书》以讨论日本在亚洲的多边安全合作空间,但由于日本的内部结构和历史因素等原因,最终屈服于美国压力。美国也以“奈氏倡议”为转折点,通过延续日美同盟关系遏制了日本构建和加入多边安全组织的尝试。从长远来看,进行安全体系建设是迫切且必要的,亚太地区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日本的领导力水平和性质,美国政府也将扮演重要角色。

持久的不均衡:战后美日、美韩联盟比较研究

美日、美韩联盟自其在冷战中形成以来,便在美国的亚太联盟战略考量中具有不均衡的地位。美日联盟长期以来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具有更高的战略和政治价值,而美韩联盟则更多的是一种军事联盟,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直接的军事威胁。缘此,在后冷战时代,美日、美韩联盟继续呈现出不同的演变方式,美日联盟继续深化扩展,而美韩联盟则表现出越来越漂移不定的状态。

从美日联盟看钓鱼岛争端及我国的对策

近期,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的争端日益激烈,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事实上,钓鱼岛争端是美国为干涉东亚事务而留下的一个抓手,在当前的美日博弈中备具"纠结",同时,钓鱼岛争端也被中美日三国看作进行战略试探的一个切入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海洋权益之争问题中发挥着"风向标"的作用。对此,我应采取适当策略加以解决。

日美联盟和安全保障条约

日美安全联盟包括的主要内容有:《日美安全条约》,《驻日美军地位协定》,以及《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其中《日美安全条约》是日美安全联盟的核心。 1951年9月8日,美国和日本在旧金山缔结“和约”的同时,随即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后改为《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 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1)美国享有在日本国内及日本周围驻扎陆、空、海军的权利;有在日本领土建立军事基地的权利;(2)驻扎日本国内周围的美军,“得用以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和日本免受外来武装进攻之安全”。

美日经贸关系与美日联盟

自冷战以来 ,美日经贸关系与美日联盟一直纠结在一起 ,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出乎人们意料之处在于 ,当美日磨擦加剧时 ,美日联盟不仅没有削弱 ,反而得以加强。冷战后 ,在经济外交日益盛行 ,经济因素日益成为外交决策中举足轻重的筹码的时候 ,美日之间正在采取一些使经贸利益与政治利益减少冲突的方法以实现经济与安全利益的折衷。冷静客观地分析经贸关系对美日联盟的影响 ,有助于我们正确认清美日联盟的发展走向。

亚太安全与合作机制增强 困扰地区的矛盾远未消除——东北亚安全对话有所发展 美日联盟增强令人担忧

冷战后,东北亚的安全对话有所发展。自从1993年“东北亚合作对话会议”开始,每年一度先后在美国加州、东京、莫斯科和北京开过四次,中、韩、日、俄、美等国的人员就东北亚地区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但由于各国的战略利益不同,在安全合作的意图与主张上也就各不相同。美国为了制约中、俄,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依旧以美日、美韩的双边同盟为基础,建立多边安全机制。日本积极参与地区安全事务,大力倡导双动对话,并于1994年11月提出建立包括中、美、俄、韩、朝、日的“东北亚地区论坛”的倡议,试图凭借其自身的经济优势,抑制其他地区大国。

战后初期美苏对日问题斗争探析

战后初期 ,美苏在日本问题上围绕对日本本土的占领、对日管制机构的建立、对日媾和等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美国把日本纳入了自己的防御体系 ,苏联实际占领北方领土 ,在道义上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 。

美国对日本军品贸易的互利性

美日联盟建立至今经历了近60年的历程,在联盟的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相反,经济、政治等领域的摩擦不断,然而,美日联盟的总体发展形势却是在不断的强化的,并且就目前来看这对双边联盟仍将长期的存在下去。从新现实主义的逻辑中能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各国结盟的原因在于预期收益大于所负担的成本。因此,在冷战结束,苏联这一美日共同的敌人消失后,美日联盟不但没有走向解体,反而不断强化,这种对于两国来说"收益"大于"成本"的互利性成为了维系联盟存在并发展的根本保障。这种互利性同时贯穿了美国对日本军品贸易的历史。

美国对日本军品贸易互利性研究

美日之间建立联盟已达半个多世纪,在这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美日之间,在经济交往和政治交流之中,出现过大大小小的矛盾和摩擦。但是,整个美日联盟总体还是呈现不断发展的趋势,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交流和沟通不断的增多,这样的形式和趋势还将在很长的时间之内继续下去,我们可以在新的现实主义的逻辑之中,推导出这样的结论。美日军品贸易,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之间,都存在着互利性,这就决定其长期存在性。

日本《日本时报》 美中战略对话应包括危机处理

美国总统布什决定把中国作为他东北亚三国之行的一部分，这突出表明了他个人致力于开始与北京建立更具“建设性与合作性”的关系。布什在去年12月就提议中美战略对话，当时他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打电话，提前通报自己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决定。

日本难以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力量

目前“10+3”机制仍只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初始形态,它的发展与成熟有赖于地区大国间的精诚合作。而被人们普遍看作东亚经济合作主导力量的日本很难肩负起这一重大使命,这是因为:第一,日本严重缺乏亚洲认同;第二,日美联盟的存在使日本不会真正“返亚”;第三,日本的农业保护政策束缚了日本的手脚;第四,日本的“中国威胁论”使日本对东亚经济合作抱有戒心。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合法性问题初探

2014年以来,解禁集体自卫权成为日本在安全领域最值得关注的动向。《日本国宪法》第9条虽然确定了以"和平主义"为基础的"专守防卫"政策,但多年来,日本政府通过解释修宪、加强日美安保体系并辅以制定国内安保法案的路径,不断蚕食"和平宪法"的内核。从法律角度看,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不仅违背了日本宪法和平主义的根本原理,也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颠覆。同时,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具有明显遏制中国的倾向,我国必须采取多种举措积极应对。

地区安全秩序重塑与日澳安全合作

冷战后日澳安全合作逐渐增强,实现了由“间接盟国”到“准联盟”的转变。关于日澳安全合作的原因,学术界主要有美国推动说、日澳同质说、经济外溢说和防范中国说四种观点,还有必要从地区安全秩序的视角对日澳安全合作进行分析。日澳安全合作的自主性,源自双方对于地区安全秩序诉求和安全手段选择的诸多共识或契合。受此影响,日澳安全合作不断增强,体现在安全协议日益增加、军事交流与合作不断发展、地区安全事务协调增强等方面。这对日澳双边关系、亚太联盟体系和地区安全环境等存在多重影响,也面临美国因素、内部分歧等限制。对中国而言,要注意到其自主性,加强与日澳利益交融,降低其对华安全威胁认知,促进多元包容的地区安全秩序构建。

当前日本加剧钓鱼岛争端的原因分析

近期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挑衅行动,促使钓鱼岛争端迅速升级,其原因和背后的意图是什么?本文试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东移这一背景出发,结合日本面临的国际国内矛盾进行一定分析。

日本外交走向“失衡”

“美国是日本最好的朋友……鉴于当前地区形势和严峻的安全环境,我们联盟的重要性达到了新的高度。”日本首相菅义伟4月在访问美国时作出这样的表态。“美日新时代全球伙伴关系”,是菅义伟与美国总统拜登发表的双方联合声明的主题。此次会晤,是拜登就任总统后的首个主场外交秀,菅义伟则成为首位访美的外国政府首脑。接下来美日联盟将如何演进?大变局叠加疫情之下的地区和国际局势,会因此受到哪些影响?

权力转移、战略依赖与联盟转型——以冷战后美日联盟转型为例

联盟是一国通过外部方式增加权力,服务于自身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主导国建构联盟体系旨在维持其主导地位。由于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格局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当主导国战略目标不变,相对权力变化有利于主导国时,其对于盟友的战略依赖下降。此时,主导国推动联盟转型以强化对于盟友的控制,盟友的自主性更受制约,主导国或者是将盟友地位矮化、联盟功能简化,甚至解散联盟。当相对权力变化不利于主导国时,联盟对于主导国的价值提升,主导国对于盟友的战略依赖加深。此时,主导国更可能提升盟友地位、强化联盟承诺、扩大联盟的职能。冷战结束之后,美日联盟经历了可能瓦解的危机。文章以冷战后美日联盟转型为例,探讨了美日联盟经历的三次大的转型。在当前的美日联盟中,解禁集体自卫权是美国给予日本一定自主权的重要标志,联盟的安全与防卫合作在空间上扩大至全球范围,在时间上覆盖了和平与战时的全过程。但是,美日联盟转型弱化了美国对于日本的控制,增加了美国卷入地区冲突的风险。

拜登执政以来“印太战略”背景下的美日安全合作探析

随着印太地区战略价值日益提升,美日两国均提出了本国的“印太战略”与政策主张。当前两国在印太地区已达成广泛战略共识,尤其在应对所谓“中国挑战”和维护“自由与开放”的印太秩序方面更是动作频频。总体而言,现阶段两国安全合作呈现出经济安全地位凸显、海洋安全合作频繁、利益交换色彩明显、指涉中国和成员扩容等特点。两国安全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会强化美日联盟、恶化中国安全与发展环境、加剧印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然而,受战略平衡风险、联盟困境与国内政治等因素影响,未来美日安全合作面临一定的困难和挑战。应对日益强化的美日安全合作,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安全等手段,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

冷战后美日联盟为何不断强化?--基于联盟管理的视角

冷战后,美日联盟虽摩擦不断,但总体却是不断强化,呈现联盟空间拓展、联盟功能丰富、联盟制度完善、联盟结构调整等特点。目前学术界更多关注的是美日联盟的强化及其影响,对其现象描述较多,而对原因分析较少。既有的原因分析主要包括共同利益说、美国主导说、"中国威胁"说、综合动因说四种观点,文章主要从联盟管理的视角分析美日联盟强化的原因。美日联盟之所以在冷战后得以维系和强化,归根结底还是联盟管理的相对成功。联盟管理是联盟成员国为了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维持联盟关系,对联盟内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协调,从而实现联盟收支与权责相契合,进而缓解联盟困境。对于美日联盟而言,联盟困境一直存在且时有变化,因而联盟管理也很有必要。美日联盟管理的议题十分广泛,大体可以分为联盟内部议题与外部议题两大类,涉及安全、外交、政治、经贸等诸多方面。在美日联盟内部,美国的联盟管理主要通过制度约束、利益交换、权力强制和权威引导四种方式实现。美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普天间基地问题上的博弈是美日联盟管理的典型案例。目前看来,美日联盟之间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联盟管理机制,美日联盟也基本会延续,其对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已常态化。对于中国的政策启示在于,尽管美日联盟内部存在分歧,但短时期内美日联盟的瓦解不大可能,中国应该对美日联盟的长期存在和持续强化有所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