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耳曼法学到自由法学:德国法学社会实证视角的谱系

当今社科法学的社会实证性视角可以一直追溯到日耳曼法学派,乃至萨维尼的历史方法。其间包括法学自然主义的兴起和后期耶林的目的论思想等。这也是在体系性法教义学的形成与发展之外,19世纪德国法律科学的另一条明线。经典的私法史叙事认为,外部社会实证性视角一直在对抗形式主义的法教义学,自由法运动便是这一对抗的高潮。但这种反形式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叙事并不能真实地还原社会实证视角的历史谱系。内部规范体系性视角和外部社会实证视角在19世纪的德国法律科学中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对抗。事实上,彼时的法学一直在尝试平衡和融合两种视角。这种对抗式的历史叙事在一定程度上也在为自由法运动的外部社会实证视角极度扩张背书。无论是法学内部视角的缺失,还是对外部视角的视而不见,都是对法学本身的伤害,这也是德国近代私法史传达出的历史教训,这种历史教训也为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提供反思资源。

萨维尼历史法学的罗马法情结

历史法学主张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强调对法的历史性研究,在哪种法律更能体现德意志民族精神上的不同观点,产生了罗马法学派和日耳曼法学派,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将罗马法视为欧洲文化意义上的法律遗产,在认识到罗马法相对于日耳曼法更具有开放性和参考性,更能体现德意志民族精神后,萨维尼选择罗马法作为毕生研究的对象和未来德国民法的蓝本,将古老的《国法大全》作为自己唯一的研究对象,成为罗马法学派的代表人物。

论法律行为概念的缘起与法学方法

在比较法上,对法律行为理论及其制度的价值存在争议。本文从法学方法的角度,讨论何以在当时的德国会出现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文章认为,法律行为的概念与浪漫主义和精神科学对'理解'和'意义'的探求有关,而浪漫主义在法学领域推进的结果是历史法学派。最终创造法律行为的是理性法学派的体系化法学方法。在当时的德国,产生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有某种必然性,这一根源在法学上,体现为罗马法学派与日耳曼学派的对立,但是更深刻的根源在于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