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离与回归——《旧五代史·乐志》发微

雅乐作为封建时代宫廷音乐的主流,为音乐文化宝库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作为专门记述君王如何规范用乐的"乐志",《旧五代史·乐志》虽说并"无创新之举",但是,于其中可以窥见中国宫廷音乐的不同寻常的文化表征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与一般路径。

从《旧五代史乐志》看音乐文献的校勘

《旧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本史书;从音乐文献校勘学的角度看,其中乐志具有典型意义。通过这一个案,可以观察到音乐文献校勘学的三个要点:其一,音乐书是古籍中的小众文献,版本简单。因此,音乐文献校勘要重视他校,亦即在整理和阅读时调动群书,把校勘和考证结合起来。其二,音乐术语在长期应用中形成了某种弹性。因此,校勘时既要考察这些术语在音乐史上的表达习惯,又要考察其语言环境。其三,类书和音乐古籍引书有摘引的习惯。因此,校勘时要把引文和古籍原文区别开来,充分发挥相关古籍作为参校资料的作用。

西凉乐源流考

《西凉乐》最早兴起于前秦时期的凉州一带,它的产生有两个主要源头:一是羌胡之声,其中以龟兹乐为主要成份;一是中国旧乐,其中以魏晋清商旧乐为主要成份;前者有文献可征,后者则可以从流传地域、所用乐器、乐曲风格、演奏者性别等方面获得证明。《西凉乐》出现之后,在北魏、北齐、北周、隋、唐各代广为流传;大约盛唐前后,宫廷乐部《西凉乐》逐渐走向衰亡,但作为地域乐种的《西凉乐》却仍然繁盛,《凉州曲》、《西凉伎》、《庆善乐》等的流行可以作为佐证。

萧友梅“国乐”思想剖析

在当代中国音乐界,"国乐"是一个似清似浊的概念,它抑或被视为中国民族器乐,抑或被视为中国传统音乐。那么萧友梅又是如何定义"国乐"的?其所定义的意义与目的何在?其"国乐"思想与中国音乐文化传统有何联系?本文旨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讨论。

关于《复兴国乐我见》的作者问题

1939年以"思鹤"名义发表的《复兴国乐我见》,被认为是萧友梅的论文,学界亦提出过"陈洪代笔、萧友梅审定"的说法。本文通过研究,证实"陈洪代笔"确有其事,并进而发现:该文内容与观点的归属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代笔"。它延续了陈洪的一贯主张,亦渗透了一些萧友梅的略有不同的观点。今人使用《复兴》的材料时,应充分考虑到该文的成文过程及作者,尽量明确各部分内容的归属,使得《复兴》的观点与陈洪、萧友梅的国乐思想有着更加准确的对应。

清商乐流传考略

清商乐始于三国曹魏,流行于西晋时期;西晋灭亡后,"魏晋清商旧乐"在北方辗转流传于多个政权之手,最后随着东晋刘裕灭后秦而被带到南方。宋齐以来,这批旧乐和南方的吴声、西曲结合而形成"南朝清商新声"。由于战争掠夺等原因,清商新声又多次流传回到北方,从而对北朝音乐产生了重要影响。至隋唐时期,清商乐逐渐走向衰亡,但其艺术因子却被法曲所吸收,并对南曲及傀儡戏音乐产生了一定影响。

論漢魏六朝七言詩歌的源流及其與音樂的關係

七言作爲韻文體,在漢代已被廣泛使用,但作爲詩歌的一種體裁,卻至南北朝後期纔開始流行,盛唐以後方成爲詩歌的主體。這是由漢魏六朝的音樂體制決定的。漢魏六朝的詩歌史,經歷了由歌謡到樂歌,再到徒詩的演變進程。七言徒詩是從七言歌詩中發展過來的,早期的漢至晉宋的七言詩歌都是歌、舞詞,主要是由句句入韻與雜三七言這兩體構成,這兩體都不能成功地轉化爲大宗的徒詩體,這是由漢魏舊樂體制所制約的。南北朝後期,在新的音樂體制中,七言詩流行,隔句押韻的七言歌曲流行,並由此迅速孕生徒詩七言體。到了隋唐燕樂時代,七言已經成爲歌曲主體,同時在徒詩體中七言也逐漸成爲詩體的主流。

唐代墓葬乐舞图分期研究

唐代墓葬乐舞图可分为初唐、盛唐和中晚唐三期。初唐以汉地女乐为特色,这是新生的唐王朝对汉魏旧乐的刻意选择,目的是彰显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盛唐时男性和胡人伎乐出现,原因是墓葬装饰整体发生变化,唐玄宗的用人政策和个人喜好提高了胡人和胡乐的地位,此时乐舞内容多为大曲。前两期都有新型的乐队出现,也可看出长安与敦煌的文化交流。中晚唐新出现散乐,乐舞图整体呈现出过渡性特征。唐代墓葬乐舞图受礼乐制度、统治者喜好、国家政策、社会流行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祖孝孙的师承与家学研究

本文尝试探讨祖孝孙的家学和师承关系 ,以说明初唐旋宫乐的来历。范阳祖氏家族是河北算学世家 ,为汉太常卿祖邈的后代。南北朝时 ,祖氏学人在南方者均精历数 ,在北方者则善乐律。北魏祖莹、北齐祖 为胡汉混合乐“洛阳旧乐”的主要创载者 ,隋万宝常、祖孝孙皆熟知洛阳旧乐。隋唐祖孝孙既是祖氏家学的继承人 ,又是南方律学自京房、钱乐之、沈重、毛爽一脉的沿习者。

何为“范阳祖氏之学”?

黄翔鹏先生曾提出"范阳祖氏之学",孙晓辉博士曾提出"祖氏家学",二者同指北朝至隋唐间祖莹、祖珽、祖孝孙家族家传的乐律学理论。但是这种理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却从无明确的介绍和解释。文章通过分析史料,认为祖家并无家传的乐律学理论。"祖氏之学"、"祖氏家学"的提法并不严谨。

浅论“盛唐之音”形成的条件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王朝之一,它长达三个世纪的漫长统治,使其音乐文化由发展成熟逐渐走向颠峰,并在当时的亚洲居于领先地位,开元年间的唐都长安也成为亚洲各国音乐文化交流的中心。因此开元时期的唐朝音乐被后人称为"盛唐之音"。"盛唐之音"之所以得以形成有着它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一、繁荣、稳定的社会条件为唐代音乐文化的空前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唐初统治者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实施比较开明的政策,使得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开创了历史上两个少有的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国家强盛、疆域广阔,使人民眼界更加开阔,生活内容比较丰富,因此唐代能创造出具有新的民族风格的音乐文化,如曲子、变文、燕乐等。可见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是"盛唐之音"形成的前提条件。二、隋代音乐和西域音乐在唐代的承袭和变化。在我国古代音乐中,燕乐是相对于雅乐的重要乐种。燕乐即宴饮之乐,在隋代为"七部乐"和"九部乐"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