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与西的神遇:简论中国现代的旧体译诗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以新文化运动为界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打成两截,在翻译领域也把继承了苏曼殊等人的清末译诗范式的旧体译诗归为近代的产物而予以轻忽。故而它们不单在现代外诗汉译史中鲜见讨论,在文献整理时罕有罗列,甚至在后出选本译序中也很少得到回顾。本文尝试在新旧诗体论争的语境中,考察旧体译诗在"五四"以后的存在空间、形态及原因,探讨它们在传达西方诗"义旨"与"风格"上取得的效果,并重新认识它们在现代西诗汉译史中的价值与地位。

旧体译诗的两种翻译模式——以苏曼殊和马君武为例

旧体译诗有力地证明:在翻译中适当恪守目的语自身的规范,而非无条件依附源语言,往往是翻译成功的首要保证。旧体译诗成功的翻译模式,或是严酷地遵循旧诗典范语言的诸项要求,或是在格调上逼近旧诗的风貌。前者以苏曼殊为代表,后者以马君武为代表,这是旧体译诗目前达到的最高尺度。

钱锺书的旧体译诗及翻译观

中国现代的旧体译诗一直被新体译诗所遮蔽,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认识和评价。钱锺书融汇新旧,贯通中西,在翻译理念上注重"达"为"信"之前提,在翻译方式上积极调动文言资源,在翻译目的上注重寻找中西诗的共通之处。通过对钱锺书西诗中译的少量实践与零散议论的总结与分析,可以增益对外国诗引入汉语世界后如何处理与固有诗歌传统关系这一问题的理解,并重新认识旧体译诗在中国现代的存在形态与艺术价值。

“以李杜之句法,写莎米之骚心”——旧体译诗衍生文本视野下的“归化”传统

旧体译诗选择以"归化"的策略承载外语诗歌,是植根于漫长的中国古代翻译传统的.晚清民国是旧体译诗的繁盛时期,极大丰富了这个传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类比"成为了"归化"传统的集中反映,如苏曼殊将拜伦与李白类比,钱稻孙将但丁与屈原类比等.不仅限于诗人,中西作品间也多有此种类比.译者在使用旧体翻译的同时,已经开始对翻译策略的反思,从独特的视角对"归化"翻译进行了理论思考.

学衡派旧体译诗的多元实践——以李思纯、杨葆昌、萧公权为例

现代诗歌翻译中,学衡派系统规模的旧体意译实践有着重要价值。学衡译者虽在选诗取向、对接诗体与修辞艺术有别,但承续严复、苏曼殊等的翻译事业,对西方经典诗歌做归化翻译是一致的。其中,李思纯《仙河集》以378首古体对法国24位古今著名诗人介译,是其由新派向学衡派过渡的产物,也开启国内规模介译法诗的先河;杨葆昌《王孙哈鲁纪游诗(第三集)》以122首五古对译英国诗人拜伦的抒情史诗,是学衡早期翻译观的力践,亦是拜伦汉译史的重要一环;萧公权《唾余集》以18首词意译英国近现代13位古典主义倾向的诗人诗作,则是学衡派上世纪40年代介译的独特成果。这些译诗不仅是学衡诗学理念的别样实践,也为建构多元、互动的现代诗歌翻译生态做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