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与吴越旧俗

《儒林外史》涉及明清吴越一带风俗 ,如范进中举后兴奋失智而由胡屠户掌脸唤醒 ,饮食文化 ,青楼中盒子会赛厨斗艺等 ,这些风俗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 ,其渊源、功用、特征为作品提供了丰厚的时代背景 ,吴敬梓对这些习俗进行了创造性运用 。

论金世宗时期汉化与旧俗的关系

本文从金世宗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出发,详细剖析金世宗汉化特点,指出金世宗不仅汲取了汉族主创文化,更推动了女真民族汉化的发展。而采取的保留女真族旧俗文化措施,更多地强调了民族脊梁文化和灵魂文化,对挽救女真民族文化有积极作用。因此金世宗的汉化,我们要抛开民族成见,用辩证方法分析,这样可以更好的认识世宗时推行的汉化改革。

黄冈境内三种不算偷的偷窃旧俗及其名称

本文介绍了解放前黄冈农村存在的“送瓜”、“送屋梁”、“偷菜园门”等三种不算偷的偷窃旧俗及其流变,说明三种现象在当地方言中分别用词或短语表达的原因:常用,是一个概念用一个词表达的重要条件;不常用,则是一个概念用短语表达的原因之一。

旧俗、新章与利益——以粤省屠牛、牛皮捐税为个案的考察

清末民初,粤省各地屠牛、牛皮捐税甚为复杂、混乱,导致物议纷起、矛盾迭现。民国中期,粤省政府颁布新章,试图统一全省税收,然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却背道而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罢屠风潮,政府不得不重新修正税章,在政、商的反复博弈中,税收制度逐步走向正轨。粤省屠牛、牛皮捐税个案对政府制定地方税章有借鉴意义。

从闽南方言俗语看闽、台婚姻旧俗——《闽南话漳腔辞典》札记

本文认为,《闽南话漳腔辞典》(中华书局2007年版)是方言志、亦是民俗志著作;“以风俗解释方言,即以方言表现风俗”是方言学、亦是民俗学之道。本文从《闽南话漳腔辞典》收录的闽南方言俗语及其释义部分举例取证,描述或补述闽、台婚姻旧俗之若干情节,说明和证明闽、台两地民俗文化的共同性。

《左传》中“衅鼓”的统计分析——兼与佤族木鼓旧俗比较

《左传》中的"衅鼓"作为一种古礼,有杀戮、衅仪、血衅等意义,这值得讨论。首先,采用统计法对《左传》中20次"衅"字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初步结论:衅鼓是指用牲血或战俘(仇敌)之血献祭新铸成的钟、鼓等礼乐器或是战鼓、军旗等军器的仪式;其次,采用比较法对比了《左传》的衅鼓与云南阿佤山核心区佤族木鼓旧俗,旨在通过后者反观前者的面貌。最后,形成本文结论:二者有关联也有不同。佤族木鼓旧俗的时代特征要早于《左传》的衅鼓特征。依佤族木鼓旧俗反观《左传》的衅鼓,用人血衅鼓当为真实存在。

金世宗在汉文化与女真旧俗的冲撞与融合中的态度与政策问题

金世宗在女真民族的汉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本人既深受汉文化影响,并依此来制定治国方略,同时又不忘女真旧俗的恢复,在其看似矛盾的心理当中,我们看到了其政策的合理性与统一性,并且触摸到一个民族在一段时期内文化心理变迁的心路历程。

功名的“代价”:八旗科举与满洲旧俗的转变论析

清王朝实行八旗科举得到旗人的广泛认同,促进了旗人思想意识、社会风尚等的发展,但也加速了国语骑射、崇尚勇武、淳朴风俗等满洲旧俗的转变。旧俗转变的实质是八旗社会与文化的巨大进步,为清王朝统治的确立与维系奠定深厚的文化与社会基础,是满洲统治者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对《左传》中“衅鼓”意蕴的考察——基于佤族木鼓旧俗的观照

按照"礼失求诸野"的预设,采用比较法对比《左传》的衅鼓与云南阿佤山核心区佤族木鼓旧俗,旨在通过后者反观前者的面貌。分别对《左传》的"衅鼓"和佤族木鼓旧俗用统计分析、文献考察和田野资料等论据进行考察和比较,得到初步的结论:二者有关联也有不同,佤族木鼓旧俗的时代样貌要早于《左传》的衅鼓特征。依佤族木鼓旧俗反观《左传》的衅鼓,用人血衅鼓当为真实存在。

陈独秀对中国旧俗的批判

在新、旧冲突跌宕的近代中国,陈独秀十分敏锐地认识到:要改造中国封建社会,不仅仅是广纳西方"民主"与"科学"的问题,更首要的、也是最艰巨的任务,就是要对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社会生活方式中的那些陈规陋习进行批判。

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 弃旧俗迎新风 畲汉婚俗展新貌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充分挖掘畲族婚俗文化内涵,通过五个“强化”,扎实推进婚事新办,让越来越多的家庭树立了正确的婚姻价值观,形成极具民族特色的婚俗新风。

构建初中历史对话课堂的探索

历史诉说的是年代久远的人与事,也是今人探知古人思想和智慧的有效载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认为学习历史只需背诵和记忆即可,殊不知这种浅显的方法难以让学生对历史产生足够深刻的理解。在新课标理念下,初中历史课堂教学应该敢于打破陈规旧俗,要树立发展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教育教学理念,以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为目标,开展切实有效的历史教学。

满族家谱:改革女真旧俗融入中华的历史叙事

满族先世女真人在渔猎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文化,与中原农耕文明传统有着巨大差别。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时,即开始关注学习、吸收汉文化。其子皇太极继位后,从巩固政权的目的出发,为了弥合民族文化差别带来的民族关系矛盾,以汉文化为参照系,大力进行女真旧俗改革,内容包括生计方式、禁止收继婚、学习汉文化,推动一系列有效措施付诸实施。清入关后,承续改革,形成全新的满族风貌。满族家谱则是改革女真旧俗,文化差别日益减少、缩小,各民族共同性日益增多,最终满族融入中华的历史叙事。

武威吐谷浑王族墓选址与葬俗探析

武威南山是吐谷浑王族墓地所在,是吐谷浑灭国之后的"先茔"地。之所以选择凉州南山为其王族"先茔",是因为这里一直是吐谷浑人的"旧居之地",有较为充分的历史依据和民众基础。而这些吐谷浑王族墓均位于山梁上的选址特点、夫妇异穴合葬习俗等,都体现出较为明显的鲜卑文化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吐谷浑本民族的文化属性。

论元代的官吏贪赃

元代官吏贪赃呈现前所未有的恶性发展。中央和地方官吏"廉耻道丧,贪浊成风",一批宰相卷入贪赃浪潮。蒙古贵族"撒花"俗和色目官僚亦官亦商、借聚敛而贪赃,又在官场上层影响风气,推波助澜。尽管元朝统治者也曾制订一整套惩贪政策:即详密的赃罪条例和监察、奉使监治。在元代官吏贪赃猖獗的诸多原因中,蒙古旧俗的渗入,是支配性和最主要的。它对俸薄、选举不精、官吏素质低下、徇私曲赦等,均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背景性影响。

是酋邦,还是国家?——再论金朝初年女真政权的国家形态

关于金朝太祖、太宗时期政治、社会制度是国家形态,还是前国家形态——酋邦(军事部落联盟、部族制),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看法。学界相关研究中使用最为频繁的史料存在着解读失误和运用不当的问题。金朝初年已经形成基于武力的制度化政治结构的形式和基于地缘关系的社会凝聚机制,具备国家的基本要素。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在太祖、太宗时期已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是单纯的女真人酋邦(或部族体制),也不是包含了多民族的酋邦(或部族体制、或部落联盟)。

“地戏”称谓及其文化意涵递嬗

地戏作为屯堡人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层累了不同历史语境下复杂的社会因果关系。理解“地戏”称谓及其文化意涵的递嬗,需从三个层面加以把握:一是钩沉江南旧俗中的“地戏”;二是梳理从“跳神”到“地戏”的文化脉轮;三是作为屯堡人生存技术的一种隐喻。“地戏”是一个带有时代印记的称谓,从地戏-跳神-屯堡地戏(跳神)这一变化脉络中,可以窥见屯堡人对待自我文化的态度。

关于《毛诗序》(下)

《诗序》自“诗者志之所之也”以下,都是附在《关睢序》里的毛诗大义。什么叫大义呢?大训重,即是重要的意义,其实是一些贯穿在全书里的带规律性的东西。现在,我们准备从“六义”、“四始”、“正变”和“二南”这几个方面谈一下这个问题。 先说:“六义”:皮锡瑞氏《诗经通论》云:

“小鲍庄”民俗心态探视

民俗,是民族文化中最基层的本质部分,是渗透在民族群体生活中传承性极强的世态风情,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具有永恒意义的内容之一。民俗具有的最大特点是它的传承性。而这种传承性又使民俗显示出了与传承俱来的二重性:同源相袭的民族聚合力;认真仿祖毫无扬弃而致的陈腐性。同源相袭的民族聚合力主要是指一个民族因为固守和沿用同一风俗,就自然地形成一种向心力,而使这一民族格外团结一致。认真仿祖毫无扬弃而致的陈腐性,主要是一个民族由于过于崇拜祖宗而严格效法旧俗的一切,就会使社风俗习惯在生活的发展变化中,因肯定旧有习俗的全部而否定新有风俗的一切,致使旧俗压制和扼杀生活中的所有不附旧俗的新事物,这就使旧民俗在新时代生活中成为一种阻力并以僵化的形式存在着。

模糊性与科学作风的培养

“严师出高徒”历来为社会各界所默认,以严谨、严格、严密,准确为特点的“科学作风”是近代科学教育的精英;而不严格、模糊性向来被认为是违反“科学作风”的。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