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新学理学的对立与新旧党争

北宋新学理学社会政治思想的对立与新旧党争既有一定联系又存在明显区别。新学理学的对立与新旧党争 ,既不能截然分开 。

孔平仲与新旧党之关系

清江三孔中的孔平仲,旧说认为他属于旧党阵营,然据近年发现的若干孔平仲新史料,可以看出其思想的复杂和动态变化,如他人生的前期有受新党影响的一面,后期则更同情旧党。而且,孔平仲的循吏意识,使他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新旧党争的二元对立;他的醇儒情怀,又使他和一般循吏有所区别。他被时人或后人划入某种党派,并不能反映其意愿,而是被强迫加予的结果。研究人物,应当注意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史料的适用性,使自己的结论更具包容性和稳定性。

论司马光时代的新法改废与新旧党争——兼与赵冬梅教授商榷

神宗去世以后,北宋政治进入"司马光时代"。在短暂的一年多时间里,新旧党政治势力的消长和政局演变的趋势都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虽然在政策主张上当时政坛存在着一些相近的看法,但从人事上讲新党旧党和解的可能性并不大。吕公著和司马光的两份名单的出台意味着旧党全面夺权斗争的正式开端,他们举荐的台谏官在支持司马光、驱逐新党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司马光在很短时间里就基本实现了废除新法、驱逐新党的政治目标,这得益于时代环境和高氏的有力支持,也和他的政治手腕、政治魄力密不可分。司马光是某些政策上的少数派,但在人望上是绝对的多数派。司马光始终保持着斗争姿态,没有提出和解的政治主张。新党被逐之后,旧党内部温和路线和激进路线的分歧凸显,司马光所代表的激进路线是元祐政坛的主流。

从元祐调停看宋代朋党政治倾向的恶性膨胀

宋哲宗元祐八年之间,旧党中一部分士大夫从国家命运出发,为避免党争的日趋恶化而进行了数次调停。它作为旧党调和新旧两党关系的一种有益的尝试,不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激化了新旧两党之争以及旧党内部的分化,致使旧党的努力宣告失败,并促成了北宋士大夫集团的彻底分裂。

从三篇《朋党论》看北宋的党争

王禹偁、欧阳修、苏武都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著名的政治家。他们三人都写过《朋党论》。其中以欧阳修的《朋党论》最为有名,近代人编的一些古代文选和大、中学语文教材中都曾选入。王禹偁的《朋党论》和苏轼的《续朋党论》(《苏东坡文集》题为《续欧阳子朋党论》)比较地少为人知。但这三篇文章都是有为而发的政治论文。如果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探讨这三篇文章,就不但有助于了解这三位历史人物在他们所处时代翻云覆雨的政治斗争中的立场和地位,而且结合当时的斗争实际,还可以看到北宋一代党争的发展特征。

北宋党争影响下苏轼的词创作

党争是北宋政治的重要内容。苏轼的仕宦生涯始终深陷新旧党争的漩涡之中,这不仅使得苏轼的一生仕途坎坷,也深刻地影响着其词的创作风格。苏轼词风格的几次转变,都与北宋党争的影响有关。新旧党争初期,苏轼因为反对变法而被贬谪出京,这促使他真正开始了词的创作,且由于党争的不断刺激,其词由杭州时的婉约逐渐走向豪放和旷达。“乌台诗案”和贬谪黄州则是苏轼人生中的第一个低谷,死里逃生的苏轼,借助佛道思想排解内心的痛苦,其词在风格上变得更加放旷。元祐、绍圣年间的苏轼仍然处于党争的中心,旧党的内讧和新党的打击,最终使得苏轼被贬往岭南,这一时期,他的词创作也逐渐减少。

王安石小人化过程之推考

由于王安石力倡改革 ,迫使朔党、洛党、蜀党成为他的对立面。蔡京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而非富国强兵的策略 ,遥尊王安石 ,打击洛、朔、蜀三党 ,从而以虚构的新党、旧党之争成功地掩盖了历史真相。蔡京的倒行逆施引起世人的痛恨 ,而被他表面尊崇实质利用的王安石 ,也随之成为人们憎恨的牺牲品。本文通过推考王安石被小人化的过程 。

苏轼反对王安石“以钱代税(役)”“变法”的思想研究

苏轼站在旧党立场上认为新党王安石的变法"求治太急",使用的是使人"病日益增,体日益羸,饮食日益减"的毒"药",因而对其变法,尤其是对居于变法首位的"理财(货币)"政策中的"以钱代税(役)"政策进行了尖锐批评和猛烈攻击,说它破坏了农村自然经济秩序、加深了农民贫穷程度、践踏了农民的劳动价值,助长了官吏的腐败、加剧了宋朝政权的危机。苏轼反对以钱代税(役),实质上是反对货币流通到税(役)等重要社会经济领域,是固守以物易物的落后的交换形态,是开历史的倒车。

北宋元祐时期的御夏政策及沿边将帅部署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驾崩,年仅十岁的赵煦即位,即宋哲宗,因年纪尚幼,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高氏掌权期间,旧党官员重返政治舞台,随即对熙丰年间的御夏政策进行了调整,一时“弭边”之论大行其道。在“弭边”之风的影响下,面对西夏的频频扰边,宋廷则以战略防守为主,并遵循“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御戎之道。为了有效配合朝廷的御夏政策,宋政府则需重新对沿边将帅进行部署,而是否符合朝廷的御边理念成了将帅选拔的重要参考依据。

论清真词沉郁词风的形成与演变

宋代周邦彦的清真词历来引人瞩目。但是,建国后关于周邦彦及其词的评价偏低。在一般论者心目中,一是视他为一个生活放浪、格调低下的风流词客,一个与北宋末统治者一道“醉生梦死”(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639页)的“御用的词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中国文学史》614页).二是认为他是一个词作内容单薄、只追求形式的“婉约派”、“格律派”大师。最近几年,学术界对清真词开始重新予以注意。

论周邦彦词之政治讬喻——兼说《渡江云》(晴岚低楚甸)

周邦彦为北宋词人中集大成之作者,且开展了南宋词之先声,此在词之发展史上,固早为论者所公认。关于周邦彦词在艺术方面之成就,如其长于勾勒描绘,善于运化诗句、精于音律结构,以及其风格之浑成和雅、凡此种种长处,也早为识者所共见。只是关于周词之内容意境方面的评价,则论者之见仁见智、历来乃颇有异辞。盖早自张炎之《词源》,即巳曾讥其“意趣却不高远”;王世贞之《弇州山人词评》亦曾谓其“

略论陈师道其人及其诗

陈师道字无已又字履常,别号后山居士,徐州彭城（江苏徐州）人,他是北宋江西诗派的大家。吕本中所作《江西诗派宗社图》,把他列在仅次于黄庭坚的第二位。吕虽自云此图是“少时戏作”,图中二十五人的名次先后并无高下等级之分,“后人妄以为有高下”则并非吕之本意。但自丰城邑官（此邑官可能即杨万里在《江西宗派诗序》中所说的谢源）刻石后,即被人视“如禅门宗派,高下分为数等。”以致名次被列在后面的如洪刍、徐俯、韩驹等人颇发了些不服气的牢骚.

略论宋学分野的来源及其历史背景

关于宋学,历来研究者的看法大抵是把它等同于道学,所谓宋学即是道学;而在道学内部则是理学与心学两派的对峙。本文立论的出发点与此有所不同,即认为宋学的内容乃是新学与道学的对立与斗争,它与政治上新党与旧党之争相表里、相始终,两条路线径渭分明。其间关系似可列表如下:

从苏轼的散文和诗看他的政治态度

苏轼的一生(1036—1101)是曲折和复杂的。从王安石变法开始(1069年)到晚年被赦北归(1101年)为止,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被卷在新旧党争的漩涡中。有时遭受新党的打击,有时受到旧党的排挤;早年被贬黄州,晚年又再贬岭南。在政治上,他总少有适意的时候,以“一肚皮不合时宜”渡过了漫长的一生。要了解苏轼迁徙流离的一生,首先就必须了解他对变法的态度,因为这一政治事件的开端关系到他以后一生的政治生涯,导致了他不幸的结局。因此,我们首先就必须谈谈变法的问题。

论毛东堂武康行实——《毛滂在武康》之一

武康宋属湖州,地处偏僻而山水秀美,人称北宋五大词派之一——“潇洒派”的宗主:毛滂,曾于此做过两任知县,写下了许多清新隽永的诗词文章。纵观毛滂的一生,武康数年是个重要时期:就其仕途而言,是由旧党阵营开始迈向新党集团的转折时期;就其思想演变而言,是个发生剧烈斗争变化的裂变时期;

试论苏轼的岭南诗

苏轼,一个以自己的创作奠定了宋代诗、词、散文的独特风格,在文学史上竖起了划时代的里程碑的作家,一生的遭遇却是坎坷多难的。他早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长期不得重用,曾经被捕入狱,险些送了性命;等到神宗驾崩,宣仁太后监国,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他又因新法有某些措施利国便民,不赞成一刀切,以致招来了旧党中程颐集团和刘挚集团的攻击,几次被迫出守州郡。哲宗亲政,新党再次上台,对元祐时期得势的旧党进行报复,苏轼首当其冲,先是谪知英州,赴任途中又降官惠州安置,再贬到海南儋县,在天涯海角度过了晚年。总的说来。

苏轼的政治态度剖析

目前,学术界对苏轼政治态度的评论仍然有较多的分歧,下面谈一点个人所见。问题的复杂性围绕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北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虽以新党、旧党为标帜而出现,但其内部的对抗,则不仅限于新、旧两党,且是党內派系之间的利害冲突,层出不穷。所以不久,旧党分裂为朔党、蜀党和洛党,新党内部也发生分化。新、旧党之争和派系之间的互相倾轧交错在一起。充分反映了这一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复杂性。这场党争持续有三十年之久,斗争出现过几次反复。一党得势,对敌党肆意报复,党争愈演愈烈。于是相互报复和政见冲突,也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这场党争的复杂性也就更突出了。苏轼毕生的政治生涯都是在这场复杂曲折的党派斗争中度过的。

全面地历史地评价苏轼——对“苏轼试论”与“几点意见”的意见

前年冬天,读到王季思先生的“苏轼试论”(“文学研究”第四期),就觉得有些观点是颇值得研究的。事隔一年,在一九五八年第四期的“文学研究”上,又读到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篇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四年级黄昌前同志写的“对王季思先生的‘苏轼试论’的几点意见”,一篇是王季思先生的答复文章“

若論新舊轉茫然 試析晚清新舊過渡人物的面貌特徵

晚清時期先進的士大夫既不拒絶横向的'西學東漸',也縱向保留原有文化傳統,例如他們都恪守臣節、篤信風水。作爲從四書五經營壘中走出來的佼佼者,他們還難以捨棄儒家話語系統、價值理念,具有'近代過渡性人格'的面貌特徵。陳寶箴作爲其中一員,同樣脱離不了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在戊戌變法運動這場歷史大風浪中,士大夫群體分化出錯綜複雜的頑固派、洋務派、維新派、保守派,統而言之,即新黨、舊黨,陳寶箴的政治分野到底屬於新黨還是舊黨?抑或不新不舊、亦新亦舊之間,尚須史家根據现有材料和進一步挖掘史料予以默證深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