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景况与对旧格律诗词格律扬弃之我见

我国的诗在形式上,从《诗经》而《楚辞》而唐诗宋词元曲,其由无格律到有格律,由严格律到宽格律,都是有规律地继承与发展的过程。然而,明清以后,直到今天,诗的发展不但未形成一个在诗史上能定位的新形态,而且现在越发不景气,其原因是白话诗对旧体诗词表现手法和格律的全盘抛弃,而旧体诗词则又对其格律的全盘肯定,两者都没有采取扬弃的态度。基于对新诗和旧体诗词不景气的原因分析,笔者试侧重对如何根据现时代要求创造新格律诗词的原则和方式作尝试性探讨。

吴宓与严复翻译观比较——“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与“信达雅”的关系探究

基于《天演论》的翻译实践,严复提出了"信达雅"。一百多年来,学人从不同视角出发做出了不同的阐释。吴宓作为20世纪初文化保守主义代表,将"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为特色的文学观应用到翻译上。本文拟重新梳理严复和吴宓二人的翻译观,比较二者的异同,分析原因,旨在阐释文化与翻译的内在关系。

论旧格律的新影响

我们注意到这样的历史现象,旧制度的灭亡不等于旧文化也随之灭亡,更不等于旧文学形式的灭亡。 当封建制度被辛亥革命推翻之后,“南社”的陈去病、高旭、柳亚子、苏曼殊等人继续写作旧体诗词,并继续出版以《南社》为名的不定期刊,到1923年,共出版了二十二集之多。当“五四”新文化革命猛烈地冲击了旧思想之后,革命的先驱者如周恩来、恽代英、刘伯坚、罗学赞、熊亨瀚,以及民主人士廖仲恺、杨杏佛、吉鸿昌、黄炎培、沈钧儒、续范亭、冯玉祥、陶行知等人笔下的旧体诗词,继续成为他们抒情言志的有力工具,萧三编的《革命烈士诗抄》

吴宓《欧游杂诗》的欧洲印象与诗体意识

吴宓对欧洲的浪漫化书写,既有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阅读经验的影响,又有中国文化立场出发的过滤与重构,最终形成了以爱情理想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为中心的欧洲印象。在诗歌形式方面,《欧游杂诗》以五言古体的杂诗形式去模仿拜伦叙事诗的结构与风格。

新格律体如何可能--重论新诗的格律问题

自由诗虽然在当代新诗坛仍然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但同时也存在接受范围日趋狭窄、接受程度日益降低等问题,而新诗重新回归格律的看法和实践也一直存在。因此,有必要对新诗的格律问题重新加以考察,以更好地思考新诗的发展路径。新格律体诗既可以从中国五、七言诗与西方格律诗那里借鉴顿数与押韵的规律,也可以从词体中借鉴节奏模式。相对于旧格律体的“严格的重复”,新格律体是宽松的,因而可以容纳更多的“现代感性”;相对于自由诗的“变异的重复”,它又是规整的,较容易在作诗者与读诗者之间形成某种“视野融合”。注重形式的规范与要求形式的解放同样重要,新格律诗的探索和实践对于发挥汉语优势、丰富意蕴表达以及促进诗体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试论“五四”时期的文言古体诗译诗——以《学衡》的英诗汉译为例

学衡派是“五四”时期以文言古体诗翻译西诗的代表。一方面,学衡译者的译诗实践的确受到文类规范的困囿;另一方面,他们努力挖掘文言古体诗容纳新材料的潜能。学衡译者采用“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策略,有三个目的:捍卫诗的本质特征——音律节奏;接续中国的语言、文学和文化传统;引入中国古典文学中稀缺的现代精神和西方元素。学衡译者的努力表明,文言古体诗并未在文学革命中彻底丧失价值,反而以融合中西新旧的方式获得新的活力,并参与着中国传统文学与思想的变革历程。

诗体识鉴录(三则)

史诗、诗史、咏史诗,指的都是诗歌,又都和历史搭界,貌看,同胎的三姐妹,然而,稍作深入探究,则不然,它们之间的差异大着呢。 先说咏史诗。我国古代的“咏史”诗,肇端于东汉的班固,他的《咏史》诗,咏赞了西汉少女缇萦进宫上书代父请罪、汉文帝为之感动而赦其父罪的历史故事。中国是一个诗国,又有悠久的历史,班固咏史诗的推出,等于是亮出了一个指示牌:这里也是诗歌题材的一个矿藏,一片沃土!于是,大家的眼睛骤然一亮,继而你来挖,他来垦,王粲、曹植、左思、鲍照,大多有“咏史”为题之诗作,到南朝梁肖统编选《文选》时,已专列“咏史”一门。

论吴宓诗歌格律思想的转变

吴宓对新诗形式的匡正作用主要体现在他对传统格律的固守客观上提醒了新诗派对诗歌形式的重视。随着新诗的发展,特别是出现了从自由诗注重外部音响到新格律诗注重内在节奏的转折,吴宓的诗歌格律思想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转变。认为吴宓只有对新诗的反动这样的说法是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