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旧民法”和明治民法

“旧民法”和明治民法是日本民法近代化道路上两块最重要的里程碑,两者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差异。本文分析了两者的相似与不同之处,并揭示了各自的特点。

明治旧民法典的编纂及其特点

明治旧民法典是日本近代法制建设的重要一页,虽然其未被实施,但是,从明治旧民法典编纂过程来看,它是近代日本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近代日本法律体制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明治宪法体制下的旧民法延期问题再探讨

1892年6月12日日本第三次帝国议会通过民法商法施行延期法律案,并不意味着旧民法延期问题就此定案。在明治宪法体制下,议会通过的法案尚需经政府上奏天皇裁可,方能具有法律效力。事实上,无论是在酝酿时期、还是法案通过之后,松方内阁中都有不顾议会决议、断行法典的强硬主张。尽管岌岌可危的松方内阁无力实施断行,但也始终未将法典延期案上奏天皇批准。此举为其继任者伊藤内阁赢得了重新考量法典问题的余地。伊藤内阁以明治元勋的政治影响力为后盾,在政府内部设立法典施行调查委员会,讨论法典是否需要延期,夺回了对法典命运的决定权。由于法典施行委员会在旧民法延期问题上难以达成统一,该问题仍必须由伊藤内阁以政治决断的方式作出决定。最终,在第四次帝国议会召开前夕,伊藤内阁将延期法案上奏天皇裁可。尽管旧民法最终延期,但不能将之简单视为政府消极遵循议会的主张,根本上还是伊藤内阁基于自身立场的考量。

寻找胡元义

胡元义先生为20世纪著名民法学家,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届唯一部聘法律科教授,曾任四川大学法律系主任、同济大学法学院创始院长。但在公开文献中,有关材料极其稀少,而后世研究中,未见有专门著述涉及。从档案材料中,可以大致复原胡元义先生短暂的从政经历及其退隐、德国访学故事、法律教育思想与实践、法律教学与著述情况,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情况,从而为理解20世纪著名法科教授的生命历程、大学法科教育的组织与展开、旧知识分子改造情形提供难得的实例。

日本民法近代化过程中的“法典论争”述论

日本明治时期在模仿法国民法典编纂民法典时,围绕民法典实施问题发生了激烈的'法典论争',结果导致以法国民法为主要蓝本的旧民法未来得及实施就夭折了。此后,日本民法典的编纂方针发生了改变,由模仿法国民法转向以德国民法为范本,开始重视本土条件。最终颁布的新民法——《明治民法》,完全由日本人参照德国民法编纂,并得到了顺利实施。在日本民法近代化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近代性和维护传统的'淳风美俗'之间的矛盾。同时,当时的历史条件从根本上决定了'法典论争'的特质和日本民法近代化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