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贵州遗址空间分布及其自然环境背景

根据对贵州230处遗址的时空变化分析发现,贵州旧石器时代遗址集中分布在中部、西北部和黔西南等喀斯特发育的高海拔区域。至新石器时代,遗址仍集中分布在中部、西北部和黔西南地区,但南部、东部等沿河地带和中西部的山间坝子开始有遗址分布。到商周时期,遗址主要分布在沿河地带和山间坝子里。其中,东部和南部海拔低于1000m的地区遗址多分布在沿河地带,而西部和北部海拔高于1000m的地区遗址则分布在山间坝子。贵州位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气候环境的冷暖干湿波动对从事渔猎、采集及原始农业生产的古人类影响不大,人类居住空间变化更多的与贵州特殊的自然地理背景有关,特别是喀斯特地貌发育及适宜农业生产地方的空间差异,对贵州旧石器至商周时期的遗址分布影响显著。旧石器时代人类以采集和渔猎为生,临近水源的天然溶洞是人类居住的首选。随农业的出现和发展,便于农耕的沿河地带和山间坝子成为人类的生活居住地。故新石器时代,贵州先民居住呈现洞穴和河流阶地或山间坝子并存;至商周时期,农业成为人类的主要经济生产方式,人类主要居住在沿河地带和山间坝子里。

商周时期图腾崇拜文化变迁与鸟禽类意象群的演化

商周时期的诗人们将远古时代神鸟图腾物中的祖先神之象、物候之象、司马之象、礼仪之象、凶猛之象、阳刚之象、慈祥之象、怪鸟之象、益鸟之象等意象原型,逐渐转换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婚恋之象、贤者之象、政治生态环境之象、社会生活现象之象;同时,他们以“鸒”自由求食之象来象征太子宜臼被废嫡而失位,以捕“雉”之象来象征小人得志而君子罹祸。这些鸟禽类意象以图腾崇拜为前提,原始象征意义变得隐蔽,习惯性联想形式成为显性因素,从而显示出由图腾对象到占卜形式,再到民俗物候乃至审美意义动态变化的发展链条。由于鸟禽意象中融入了作者对自然观察的感受,展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与政治生态环境,使原始兴象所体现的习惯性联想与象征之间具有更多的相似点。诗人们以此来建立意义与兴象之间的多种关联,自然表现出多种象征意蕴,让读者产生一种感官愉悦之美、心灵愉悦之美与时空意识之美。

三峡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考古的新局面和新课题

本文回顾了10年前学界对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考古的认识基础,检视了近10年来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考古取得的新成果和新认识,对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存的编年序列及文化分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就此提示出三峡考古新局面下呈现的新的重要学术课题。

《中国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黑曜岩制品原料来源探索》评介

黑曜岩在史前时期被人类广泛用于制作和加工工具,黑曜岩的产地研究可以阐释黑曜岩资源的获取方式、石器制作工艺以及原材料交换或交易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从而进一步探索该地区史前时期古人类的贸易、迁徙以及文化交流活动。也可以说,黑曜岩的产地研究为不同地区古人类之间的文化关系和经济形态提供了较为直接的证据。西方学术界在十九世纪初就开始关注遗址中出土的黑曜岩制品,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随着能够对微量元素进行定量检测分析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黑曜岩这种具有“示踪作用”的原料在研究早期人类迁徙、交换活动中的特殊作用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随后陆续开展全球性的黑曜岩制品和矿源调查及分析研究工作。东北亚地区的黑曜岩产地研究最早开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学者,而后在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俄罗斯学者开始着手研究远东地区的黑曜岩产地。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特色和新观点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特色和新观点李壮伟张之恒和吴建民合著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一书，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内容丰富，特色突出，观点新颖，令人爱不释手。全书共八章，约３０余万字。第一章为概论，论述了史前考古学的特征、史前时代的分期、生态环境...

论商周时期铜犁的性质与功能

商周时期铜犁的发展对原始农业逐步向传统农业过渡所发挥的作用值得探讨。根据出土铜犁的统计与分析可知:殷商时期A型铜犁开始出现,周代存在A、B两种类型铜犁。商代铜犁的性质是在与农业有关仪式中所使用的礼器,至周代铜犁性质已逐渐向农具方向转变,耧犁和耕犁分别具有开沟播种、破土耕作的功能。

商周时期动物形青铜酒器艺术鉴赏

我国饮酒文化历史悠久,酒器是饮酒用的器具,酒器的设计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和文化风俗。商周时期的酒器在我国酒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特别是动物形酒器,特色显著、造型生动、形态各异、工艺精湛。文章以商周时期的动物形青铜酒器为研究对象,对部分动物形青铜酒器进行鉴赏,鉴赏内容包括酒器的造型特征、制作工艺、装饰工艺、风格特色等,旨在从艺术角度帮助人们了解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和酒文化。

浅析山西博物院商周时期青铜器龙纹的艺术特征

山西博物院藏品数量多、种类丰富,其中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是其主要构成部分。龙纹是青铜装饰艺术中最为常见的纹饰之一。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龙纹是商周时代的重要特色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观念、礼仪制度和社会发展。通过研究这些纹饰,可以了解其背后政治、宗教和思想的变迁,以及龙纹所传达的美学思想及其艺术特征。

商周时期不是神权时代

中国的商周时期是神权政治时代,这是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颇为流行的说法。论者认为:商周时期,由于受种族生产方式特殊形态的制约,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教世界观统治一切,神意具有最高的支配力。那么,中国古代是否经历过神权国家的阶段?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早期国家形态与中国早期文化的研究,对于正确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成都平原商周时期尖底盏研究

本文通过对成都平原商周时期尖底盏系统的类型学分析,结合成都平原商周时期考古学遗存的阶段性变化,将尖底盏发展进程划分为二期四段,对成都平原尖底盏的起源、消亡及用途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以尖底盏为线索,考察了成都平原与关中西部、峡江地区的文化交流、人群迁徙等问题。

商周时期丙族的族属及相关问题探研

殷商丙族铜器集中出土于河南安阳和山西灵石旌介两地。通过分析得知,丙族为殷商王族,最初居住在安阳附近,与商王室关系十分密切。晋南灵石旌介一带丙族的存在是统治者将该族群派遣至商王朝西土镇守边疆的反映。商周战争之际,丙族始终与商军一起奋力抗周,其并未提前归顺于周。西周建立后,周王将丙族遗民分迁于各地。不过作为军事实力较强的殷商王族,大量丙族成员被安置于宗周地区。该族虽曾在克商战争中与周为敌,但仍受到西周统治者重用,社会政治地位较高。

商周时期青铜器装饰纹样构成形式探析

夏代末期至秦汉时期,使用铜、锡合金烧制、铸造所形成的器物被称为青铜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的冶炼与铸造技术水平已到达巅峰。在商周时期,青铜器是皇亲贵胄才可以使用的器皿,并非一般平民可以拥有,这是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上面的装饰纹样也彰显出王权的至高无上。商周青铜器皿的种类根据用途可分为食器、酒器、水器等。其中有些青铜器皿因时间变化,主要功能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例如,早期的爵主要作为饮酒器,到了后期出土的爵的高度和重量都有所增加,已经不是作为饮酒器了,而是作为祭祀器皿。

商周时期青铜器造型艺术中的美学理念

商周时期,青铜冶炼技术发展至巅峰,在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文化、审美元素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青铜器的造型艺术设计也步入兴盛时期。青铜器的艺术成就是辉煌的,其蕴含的智慧、美学理念吸引着后人不断探索研究。文章主要分析商周时期青铜器造型艺术的美学理念,提炼其中的艺术价值,深度剖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进一步丰富艺术文化理论。

以商周时期祈雨舞蹈的演变传承观周代民本思想的萌生

我国古代的祈雨舞蹈大量存在于祭祀求雨活动中,它不仅给祈雨活动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也使舞蹈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丰富了华夏文明的宝库。从商周时期的史料中考察了这一时期的雩舞、皇舞、万舞、奏舞、商羊舞、龙舞等,发现以上祈雨舞蹈基本内涵和部分形制基本滥觞于商代,正式形成于周代。殷商时代只是祈雨事象初步形成的时期;而周代包括祈雨仪式在内的祭祀民俗开始正规化、制度化,并且开始有了敬德保民、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的萌生,为儒家思想奠定了基础,成为当今中国治国理政的精神之源。

夏商周秦汉时期黄河流域体育文明探赜——源于宗教祭祀仪式的“二重证据法”

通过文献资料、历史钩沉、文化叙事、辩证分析等方法,借助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探索体育文明的起源、演化和文化哲理,并采取举隅“二重证据法”以勾勒黄河流域早期体育文明原貌。研究认为:黄河流域体育文明生成受“绝地天通”巫觋改革的影响,启伐有扈、钧台之享可以推断军事、宗教祭祀仪式构成黄河流域体育文明起源的两大学说;在自然宗教、多神教、宗法礼仪变迁中孕育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体育文明,封禅畤祭宗教、儒道修身养生宗教则是主导秦汉时期体育文明延续的文化空间;夏商周体育文明表现为意识主导下的“祛身化”,秦汉体育养生文明实践了身体本位回归;黄河流域巫觋演变为天神、地祇、人祖概念实践着巫觋文化向体育文明的转向,“祀”与“戎”、“雅”与“俗”是重武习射、图腾崇拜,以及宗教祭祀仪式“退场”后多元体育文明诞生的文化逻辑。

贵州新石器与新石器时代

作为人类物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新石器时代经历了数千年的历程,上异于旧石器时代的蒙昧,下别于青铜时代的文明,是人类社会挣脱原始状态走向文明时代的重要转折时期,研究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对新石器时代的探讨显然必不可缺。

湖北新石器－商周时期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湖北新石器－商周时期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问鼎，拓古为了更好地促进湖北省新石器一商周时期的考古工作，一九九五年六月中旬，我们针对这一时期考古的现状与问题请教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有关中老年专家、学者．这里把他们谈及的一些主要问题整理出来，希望引起诸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