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攽易学对“旧说”之商榷

清代三原学者刘绍攽深于易学,在注解《周易》时旁征博引,力求给出合理的解释。对于某些错误的权威“旧说”,刘绍攽亦能在维护正统意识和先儒学术声誉的前提下,不点名地进行驳正,表现出实事求是的学术良知和不盲从权威的创新精神。

夜气与天机——朱子走向“中和旧说”的一条线索

“中和旧说”的提出并非朱子简单接受湖湘学派的结果,这一思想的核心旨趣也与张栻不同。实际上,李侗静中工夫的提点与朱子固有的“天机活物”的哲学意识对于“中和旧说”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李侗在绍兴二十七年向朱子提示的静中涵养工夫,引发了朱子对“夜气”的关注,“夜气”也由此成为朱子走向“中和旧说”的重要线索:朱子将“生夜气”转变为“存夜气—良心生”的结构,又从“流动之机”的角度将夜气引向了天地之心与仁体,之后,朱子在隆兴二年将张栻的“察识涵养”嫁接入“存夜气—良心生”的工夫结构,形成其“中和旧说”。但朱子与张栻的讨论“三日夜而不能合”,原因就在于朱子心中“天机活物”的哲学意识与张栻不同。不同于牟宗三等人对朱子“不活动”的理解,朱子的“生夜气”“天机活物”实则主动,而张栻主静。“中和旧说”这一形成线索的揭示对于理解朱子哲学的核心形态、朱子思想的来源以及朱子对其同时代哲学的挑战和革新有着重要意义。

中和新旧说剖析

中和新旧说剖析金春峰（人民出版社）乾道五年己丑，朱熹对“旧说”觉其非是，作《已发未发说》、《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提出了“新说”，学术界称“己丑之悟”、“中和新说”。“中和新旧说”是朱熹建立自己思想体系的起点，分析它的实质及两说区别之所在，对于弄...

朱熹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思想演变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 ,已发未发问题又被称为“中和”问题 ,朱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曾经历过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重要变化。在旧说中 ,朱熹主“心为已发 ,性为未发” ,在新说中 ,朱熹主“心贯乎已发未发”。相应地 ,在修养方法上 ,朱熹也一改旧说的“先察识后涵养”而为新说的“涵养于未发 ,察识于已发”。正是在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这一思想演变过程中 。

《孔丛子》成书旧说及其考察

《孔丛子》自被宋咸注书进献以来,有关其书真伪的争辩就一直未断。对其成书作者与时代的推测,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对各家旧说的归纳分析及比较考辨,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力辟旧说,为词体起源问题开辟全新境界——木斋《曲词发生史》读后

木斋确认词起源于宫廷,而不是起源于民间,时间是盛唐天宝初年。正由于词起源于宫廷,整个唐五代曲词的本质属性都是宫廷文化的产物。李白词、花间词、南唐词正是盛唐宫廷、西蜀宫廷、南唐宫廷三大宫廷文化的产物。并以为影响词体发生的音乐因素不是以胡乐为主的燕乐,而是经过法曲变革之后所形成的清乐(吴声西曲)为主体,以声乐曲为本质属性,以内宴、家宴演唱为主要形式的音乐品类。认为敦煌曲子词既非早于李白之作,也非主要是民间之作。木斋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以超人的才识,力辟旧说,为词的起源、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很值得词学界深思、探讨。

“中和旧说”前后朱子哲学中的“居敬”工夫

朱子哲学的研究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其工夫论更是集理学一系相关理论的大成。"中和旧说"发生的前后是朱子工夫论形成、发展和延伸的阶段。在此期间他对于道南学派的工夫论有了比较成熟和批判性的见解,同时对于湖湘学派的哲学思想也有了相当程度的领悟,这体现在他对于"已发"、"未发"等诸多命题的探讨中意识到了"敬"与"静"之间不可割裂的联系;同时强调在"居敬"工夫中,心体与性体扮演的重要角色。不仅如此,在中和旧说之后,朱子的主"敬"工夫学说有较为明显的孟学色彩,从而在"中和新说"产生之前,初步构筑了以"居敬"涵养工夫为主要特征的工夫学说。

朱子参悟“中和旧说”考辨

"中和旧说"是朱子思想的重要内容,诸多学者从各个层面对此进行了精彩的讨论。文章将顺着诸位前辈学者的成果,对朱子"中和旧说"形成的年代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考证,具体说明"人自有生四书"的先后次序问题,即"四书"作于丙戌、丁亥之间,且次序相承。同时分析"中和旧说"的义理内涵,说明"旧说"是彼时朱子思想演进历程中的一个不断变化的部分,并非一成不变的定论。

开封城墙始建年代旧说疏证

开封城墙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全国众多的城墙中奠定了卓尔不群的显赫地位。开封城墙的始建年代历来争议颇多,有唐建中二年始建说、重筑说、扩筑说三种,澄清开封城墙建设始末,有助于开封城墙的文物保护,为开封城墙保护提供历史依据。

从“别有一物”到“自有安宅”——重思朱子“中和旧说”的发展

乾道丙戌与己丑的两次“中和之悟”被认为是理解朱子思想的关键节点,但是,朱子的思想如何从“旧说”一步步发展到“新说”,这中间的过程学界尚缺乏充分而完整的讨论。文章以“中和旧说四劄”为核心文本,将其区分为三个主要的义理层次:对于“未发”的安顿,对于“已发”的描述,对于“主宰”的寻求。这三个层次就义理形态上来说有着各自的独立性,但是在“中和旧说”的系统中又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在此基础上,“中和旧说”的发展并非单线条、直线式的思想演进,而是朱子多重对比后的选择,由此可以显现出“中和旧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和新说”产生的必然性。

朱子“中和旧说”发微——以“人自有生”四札为中心

朱子"中和旧说"关于本体与工夫的见解经历了五层发展:一是学延平静坐求中而不得;二是自悟性体心用,学南轩省察识仁;三是因南轩"二物"之评,更以"一念已具体用";四是定型"中和旧说";五是因工夫无下手处,遂整体怀疑反思"旧说"。此五层见解有三大问题:一是无关"中和"本旨,故造成本体、工夫皆误;二是在本体上混两种体用而不知,故不能明确界定未发之中;三是在工夫上缺失涵养一节,故不能抵达"未发之中"。

三论宗与“关河旧说”、河西道朗关系考辨

"关河旧说、摄岭相传",是历来三论宗对自宗思想传承的表述。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关河旧说"指鸠摩罗什一系学说。但日本三论宗却一直将"关河"理解为"关中"和"河西",从而将河西道朗纳入三论宗传承。很多日本学者和部分中国学者也支持这种看法,本文通过辨析吉藏著述中关河、关中等词语的内涵,通过考察吉藏对道朗学说的态度,指出吉藏在单用"关河"一词时,基本上是指"关中",只有两处是"关中"与"河西"的略称,而用"关河旧说"和"关中旧释"时,均指关中的鸠摩罗什一系学说,没有例外。吉藏以鸠摩罗什一系思想衡量道朗学说,既有赞同,又有批判。不应高估道朗对吉藏的影响,把道朗列入三论宗传承系谱缺乏思想传承根据,也与三论宗思想特质相悖。

“中和旧说”与朱子早期思想的关系及其理论困境

朱子的“中和旧说”是对其早期思想的延续和深化。在“中和旧说”中,朱子以生生不息的变化和心灵的不息活动为已发,以使得这一活动得以不息的本原为未发。为了通过已发把握未发,朱子将工夫指向了把握不息之流的一念、瞬间,但这一工夫方向却带来了支离、急迫的难题。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朱子调整了对生生变化的理解,在生生变化中确立了本原的相对稳定的完足的呈现形态,这一调整体现在心性关系上就是心灵在未发时节呈现自身具足的天命之性。这一转向既是朱子对延平静中体验未发之教的安顿,更是他本人致思生生变化的思想结果。

《周礼疏》袭用旧说考论

贾公彦《周礼疏》因袭南北朝经师旧说处所在多有。因为师承与门派关系,贾疏在因袭时偏主熊安生说。当熊说与郑注不合时,贾氏便在二说间调和与折中。因袭之旧说集中于礼制、礼例方面,包括祭礼、丧礼、服制等。这与南北朝重视礼制研究,尤其是丧服礼研究是吻合的。

朱熹新旧“中和”说浅析

对"中和"思想的探究是朱熹真正建立其哲学体系的开始。朱熹的"中和"思想历经了"中和旧说"与"中和新说"两个阶段。旧说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论之,新说则从心统贯"未发已发"角度来论之。虽几经曲折,但逐渐确立了以"心统性情"来融摄"中和"思想的哲学体系。然朱熹虽以孟子的心性、道德思想作为其理论依托,但最终成就的则是与孟子不同的一套为学路向。

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谈朱子心学的形成——以《近思录》为例

朱熹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深受李侗、张栻学术思想的影响,尤其朱张会讲是朱子心学形成的重要一环。无论是王阳明还是牟宗三对朱子'中和旧说''中和新说'所蕴含的心学思想都有误读。朱子'中和新说'的确定,标志着朱子心学的完成,而心学的完成,也代表朱子学的基本框架已经完成了。

论说书体旧小说对晚清小说语言变革的影响

在小说现代性的进程中,晚清作家们向西方小说学习了新的叙事技巧、写作方法、故事内容,产生了政治、科学、地理、女权等一大批新小说。但是,在语言方面是无法向西方小说学习的。作家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向中国传统的说书者和说书体旧小说学习,才能够让小说更通俗、更精彩,更具有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使更多的民众接受和喜爱。

诉讼标的法律关系说及其修正

我国司法实务所惯用之诉讼标的法律关系说有别于学理通说之旧实体法说。两者在标的识别、审判对象确定和既判力范围上均持不同立场。法律关系说以权利关系为识别标准,标的内容涵括先决权利关系及其所衍生之请求权与形成权。这一标准归因于苏联法移植,又在实体法理、裁判方法和司法政策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沿袭至今。基于权利保障与纠纷解决并重的诉讼目的观,诉讼标的理论应以旧实体法说为底色,利用解释方法和裁判技术对现行法律关系说予以修正。具言之,《民诉法解释》第247条的适用应在“诉讼标的为法律关系”的框架下通过“诉讼请求”要件发挥识别请求权主张的功能,将实质否定型重复诉讼限于否定判决主文之情形。同时,法院可向当事人积极释明对待给付请求主张,在诉辩双方和诉审主体就合同效力认识不一时分别适用不同释明规则形塑审判对象。最后,先决关系认定无既判力的基本立场不宜动摇,当下应予坚守。

由清华简《系年》所见赵襄子至赵献侯世系新说

根据《史记》记载以及后人的考证,赵襄子至赵献侯的世系旧说为:赵襄子从公元前475年至前425年,赵桓子从前425至前424年,赵献侯元年为前424年。清华简《系年》所载赵桓子、赵狗、赵浣的活动对赵氏世系旧说提出了重大挑战。依据清华简《系年》,结合《史记》和"侯马盟书",我们对春秋末年晋国赵氏世系提出了一种新说,即赵襄子为公元前475年至前442年,赵桓子为前442年至前441年,赵狗为前440年至前430年与前425年之间,赵献侯元年位于前430年至前425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