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中“南北文学观”的缘起与回转

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南北文化和文学观"起始于日本汉学界的中国文学史著述,而这种实证主义文学史观的理论来源,须溯至丹纳的"环境论"。梁启超等学者充分吸收和借鉴了日本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南北论",并做了进一步演绎和拓展。这种中国化了的"中国文学南北观",最终又成为卫礼贤等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时所凭附的理论实据。缘于西方,成于东方,后又返归西方的中国文学南北论,无疑是国际文化交流史中的一个颇为精彩的案例。

德国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中的儒释道

1854年,肖特所著《中国文学论纲》为世界上首部中国文学史,至1926年卫礼贤的《中国文学》出版,二者虽时隔70余年,但均属于德国早期的中国文学史纂。欧洲早期中国文学史纂虽已处于“文学”“文学史”和“文学史纂”等观念变迁之时,但在很大程度上套用了典型的西方文学史编写模式。当初,现代“文学”概念远未占有主导地位,西方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通常纵贯中国文化主要书籍,儒释道兼收并蓄,尤其见重孔子和老子思想。杂文学观主导下的文学史叙写方式,一般是通过阐释中国思想和文化来把握中国文学,其中一些观点迄今仍有启示意义。

日本“汉文典”与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模式

在中国文学史发轫时期(1900—1910),一批以近代大学堂、中学堂、师范学堂"中国文学"科教科书身份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内容除传统文章流别外,还包括传统小学、文法、修辞、文章作法等,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模式迥然不同。这种早期文学史"另类"模式的形成是晚清教育改革、近代学术体系变迁、中西交流背景下传统学术复归的精神诉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不免会受到西方、日本外来资源的影响。这其中,来自日本"汉文典"的重大影响往往被学界所忽视。以保存"旧学"为出发点,以"普及汉学"为教育旨归,以中国传统学术为主导,套用西洋语法著作模式外壳的日本"汉文典",最早实现了中西学术的有效整合,并与晚清教育改革"中体西用"的价值观念相契合。日本"汉文典"被迅速引介入华后,不仅对新式国文教育下的文法教学产生重要影响,也为文法教科书及中国文学史编撰提供了借鉴。梳理日本"汉文典"内容、体例模式及其实践路径对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产生的影响,能够明确早期中国文学史如何接受与吸收以"汉文典"为代表的外来资源,以及中西交流背景下传统学术体系如何尝试完成近代转型。

欧美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文学史观与编纂方式

欧美早期中国文学史以独特的域外立场、新颖的研究视角呈现出与国内文学史书写截然不同的编纂理念、理论分析,为中国文学史书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在资料采择上,欧美早期中国文学史重视对源文献的摘录与译介,尊崇并大量纳入儒学经典文献,具有泛文化的文献采择视野;在文学观上,既遵从中国古代固有的文学观念,又受到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影响,整体秉持折中式的中国大文学观,认为其以儒学为主体、以政治功利为导向;在文学史观上,注重社会历史、王朝政治等外部因素对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认为儒学思想的主导地位致使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有稽古守旧、作伪深重的特点,同时重视发掘其中的文化因素,并十分推崇民间文学;在编纂方式上,采用时代、主题、文类兼而并行的组织构架,从中国语言文字谈起,将背景知识、作家生平、作品内容简介作为编纂的主体,体现了含混通俗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