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嫡庶之分与宗法制度形成--基于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的哲学反思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指出,立子立嫡之制是周人对殷商“兄终弟及”王位继承制度的突破和创新。天子在众多公子中选拔接班人,难免任意性、随机性,容易导致祸乱事变。周政的特点是让政治道德化,让道德政治化,使血亲社会化,使社会宗法化。血缘关系是生来如此而并非后天人力所为。把血缘关系上升到一种天定法则的高度予以确认,等于在为“亲亲”之制建构可靠根基。以嫡系长房、长孙为大宗,血缘正统可靠,是“百世不迁之宗”,秉承先祖恩德最隆最多;而以庶子系统、旁支所出为小宗,是先祖余泽播撒。“五世而迁之宗”要求小宗超过五世则剔出丧服范围。“大宗维翰”而具有核心地位,“宗子维城”则能够起到拱卫、守护作用。对别子小宗和别子大宗强调尊过去的祖,无疑是变相要求他们尊现在的王。依据亲亲尊尊法则所建构出的宗法社会,以一种向内挖掘亲和力而不是向外诉诸神力的形上方式,来实现一种具有儒家鲜明特色的王道普遍性。

彩陶文化视角下的早期中国设计文化研究

早期中国是现代中国艺术文化的重要基础和源头,形成了丰富、庞大的文化体系。通过对早期中国、设计文化、设计文明等相关概念、研究内容的分析和整理,了解早期中国设计文化研究现状与进展,提出设计文化研究基本模式,结合彩陶文化视角进行早期中国设计文化研究。彩陶文化是早期中国手工业文化的伟大成就,也是早期中国设计文化的代表。彩陶设计文化集中反映了史前先民的思维进化、意象表达、部族文化和审美意识等。

文本赋义:早期中国经典的阐释方式

文本赋义是早期中国经典形成的基本路径。借助制度赋义、道德赋义和学术赋义,文本获得了经验阐释、价值阐释和学术阐释,成为知识体系、判断体系和学理体系。通过赋义,口传文本稳定为知识文本,知识文本确立为公共文本,公共文本强化为经典文本。凝聚历史经验、价值认同、学理建构的早期文本,经过持续阐释成为传承知识的经验来源、衡量德行的价值依据、阐释学理的学术体系,凝聚为早期中国文化经典。

早期中国公共秩序之建构

早期中国在自然、生产、行政、生活和社会领域内持续建构公共秩序,并确立了秩序运行的道德原则,将之强化为道德认同,作为衡量社会行为的标准,形成了道德秩序。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礼乐制度,将道德认同作为内在要求,形成了既能别异又能合同的秩序形态,使之担负价值判断的职能,不断促成公共秩序的运行。两汉将孟子所总结的四端拓展为仁、义、礼、智、信五伦,依托天地自然秩序建构起人伦秩序的运行模式,阐释了公共伦理的基本逻辑,建构了公共秩序的评骘体系。

文化上和政治上早期中国的起源与形成

中国的起源可以从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进行观察。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指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的文化共同体,起源于距今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于距今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政治上的早期中国指秦汉以前囊括中国大部地区的统一国家,起源于距今4700多年,可能对应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时期,形成于距今4000年左右夏朝的建立。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具有“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形成了“多支一体”圈层结构,政治上的早期中国则具有“一统”特征。

物叙事里的“早期中国”——“玄玉时代”谫论

古史辨派对早期文献的问难,让两千多年来“古史即信史”传统一度遭到质疑。这一问题的核心是证据链条的问题。在对二重证据、三重证据反思与应用的基础上,文学人类学学派把第四重证据实物及图像放在人文研究的优先地位,借此发现了早期中国的“主控叙事”物质——玉礼器。要讲清楚“早期中国”的问题,早期考古遗址中广泛分布的玉礼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21世纪初以来,文学人类学派对西部“玉帛之路”进行拉网式调查,揭开“玄玉时代”的序幕,为中华文明史的求证提供了新物证。玄玉厘定年代,观象台、玄圭求中划定文化圈,学界把两者结合起来,垦拓出“早期中国”研究的一种新局面。

21世纪早期中国影视潮的新趋向——兼论中国文艺现代性与传统

21世纪早期中国影视潮呈现为大约五种新趋向:融世趋向表明中国社会正快速融入世界秩序中;流动趋向展现中国社会人口流动趋势及其相关生活方式变迁态势;跨门趋向显示中国各艺术门类之间呈现相互跨越和交融格局;图像趋向说明视觉图像或视觉文化在当代社会和文化中正扮演愈益重要角色;流溯趋向揭示百余年来中国现代性进程在历经现代Ⅰ和现代Ⅱ后进展到现代Ⅲ时段并呈现既向前流动又向后溯洄的趋向。这些新趋向表明中国文艺现代性无法离开传统,而只能带着传统走向未来。

“广域”国家:早期中国疆域形态与观念再讨论

有学者否定夏、商、周三代国家广大疆域的存在,认为早期中国只是邑的聚合体,其疆域是不连贯的,尚未形成“面”的疆域观念。这种看法缺乏坚实的证据。夏王国应已大体确立了广域国家的疆域形态,商周时期又拓展而充实之。商王不只关注具体的邑,也关注邑间成片的领土。周王将土地和民众赐予贵族并根据需要对侯伯进行册封或徙封,均显示了周代疆域之广大。早期国家疆域的边界虽具有模糊性,但并非不存在。商代“内服”“外服”均是王廷设官以治理的区域,而周人对何处属其领域、何处非其领域亦有相对清晰的认知。夏商周三代与秦汉在疆域形态与观念方面并无本质不同,只是统治方式与强度有别。相较不连贯性,早期中国“疆”“略”有别的特征更具代表性。“疆”是王国设官征赋、实施稳定统治之区;“略”则是王国影响所及之区,其地通常不置常设机构,暂不属王国疆域,不过却属于其势力范围,也是其疆域的盈缩区。

物质文化视角下的早期中国书写——读麦笛《竹上之思:早期中国的文本及其意义生成》

英国牛津大学麦笛教授的专著《竹上之思:早期中国的文本及其意义生成》,通过讨论郭店一号墓文本意义的建构策略,揭示不同群体如何运用文本实现其哲学目的,从而形成对早期中国思想、物质载体与意义生成之间相互关系的新解读,是一部值得国内外学者细致解读的著作。

论早期中国的“一元多支一体”格局

早期中国大部地区共有“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等核心思想观念和文化基因,存在“多支”文化系统和多种文明起源子模式,交融形成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这种“一元多支一体”格局,本质上趋向“一体”“一统”而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与此相适应的文明起源模式可称之为“天下文明”模式。

早期中国的环境限制、神祗崇拜与文明特质——基于古埃及的比较研究兼论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文明形态的多样性

早期中国与埃及的历史发展道路有重大差异,这种差异来自两种文明生态环境的差异即“大流域”与“小流域”生存环境的区别。它使早期中国先民社会组织形成血缘性、封闭性、内聚性的聚落社会组织,使先民在宗教信仰上将聚落祖先神提升到先民信仰、尊崇的核心神祗,并导致史前中国的神权、礼制与文明发展路径有着自己的鲜明特征。它说明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文明形态亦具有特质各异的发展模式。

早期中国的造物设计哲学观念阐释

目的中国的器物历史是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善、发展最为系统的人类文化遗产,对早期中国的造物设计哲学观念进行归纳、阐释和分析。方法以早期中国(新石器时期至商周时期)的器物、文献资料和考古遗迹为基础,结合设计学、考古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早期中国造物设计的基本发展脉络,并结合早期中国基本物质文化背景,分析造物设计哲学观念。结论早期中国造物设计思维历经了阶段性的发展,在经验主义设计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自然主义设计、生态主义设计,由此诞生了实用理性主义设计和民本主义设计观念,造物设计思想观念的主体和设计思维演变阶段模型,都与这五种主要的造物设计观念密切联系,也是研究早期中国造物设计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中国彩陶设计文化研究

对黄河流域史前彩陶的基本形态、设计艺术和设计文化进行分析研究。以考古学研究建立的黄河彩陶器物历史、种类、演变序列和器物特征为基础,采用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从设计学、艺术人类学、社会史和风格学的角度,从早期设计意识和彩陶设计文化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分析黄河彩陶的设计意识、设计文化、艺术语言、文化性质、设计思维、设计理念,以及彩陶设计文化对早期中国设计文明体系的构建作用和机制。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是史前造物设计艺术的第一次浪潮,是早期中国艺术文化的代表作,也是史前文明进行交融、传播最直接的物证资料,构成了史前设计文明的重要内涵,是研究早期中国设计文化的活化石,也是中国设计文明的缘起。

辐与辏:史前中原文化优势的确立——兼论早期中国与华夏文明观的形成

从三代到唐宋,国家人口、政治与文化中心基本上没有远离从西安至开封、以中岳嵩山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一带。这种历史格局的形成,有一个发生发展的长期过程,其中庙底沟化和二里头化是史前时期最重要的两次奠基性文化整合和提升运动,它们使得中原地区在相对独立的几个早期区域性文化传统的相互作用中脱颖而出,并影响到中国早期文明的天道观、人文观以及国家与意识形态结构。本文以农业村落的诞生为起点,追寻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基底上区域性文化传统在早期中国形成、演变、碰撞融合并最终形成中原中心的历史过程,并试图解释此一过程赋予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的若干特点。

言辞的纹理:早期中国思想的场景性

亘古不变的天地之道是早期中国思想展开的前设,天地之道由圣人体悟并呈现为三代之治时的理想秩序,秩序的崩塌和重建无非就是对理想秩序及其背后的天地之道的疏离与复归。作为先王政典的经就是圣王通过他们的治理故事展现天地之道的载体和津梁。历史记载的事件与思想家的价值就以经为中介形成了互证的关系。不同的理解就造成了从言到辞的转变,引发了论辩。思想论辩的对象并不直接指向天地之道,而是先王政典与经中故事的所指和真义,这就引出了除了历史事件之外的场景性方法。我们应该认识到,场景性是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受制于语言特性的、不得不然的书写特征。场景性的方法保障了早期中国思想的敞开性和经验性,在此基础上,朝向天地之道的思想实践始终是开放和生动的。

考古研究成果的博物馆展示与活化——“早期中国”系列展览的策划与实施

博物馆展示与传播与考古学研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依据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使历史文物的展示与传播真正揭示历史文化的脉络和内涵,博物馆的展示与传播也是考古学研究成果能得以"活化"的重要途径。"早期中国"考古研究是中华文明和中国国家起源研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通过作为丧葬祭祀礼仪用器的彩陶、玉器、青铜器,可以揭示"早期中国"的文明化进程以及上述三种重要文化载体在这一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部彩陶与"早期中国"展览的顺利实施,不仅为玉器与"早期中国"、青铜器与"早期中国"两部展览开创了一个展示与传播的范例,而且也为通过博物馆的展示与传播活化考古学研究成果在方法论上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借鉴。

早期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历程探析

随伴着十九世纪末的西学东渐,作为西方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学说传播到中国并迅速达到高潮,至五四时期在思想界引起了三次大论战,论战拓展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并开始得到民众的初步认同。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发展,在理论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得以丰富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并逐步实现了由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的精英认同到民众的普遍认同。梳理早期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经验教训,为维护我国当前意识形态安全、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早期中国的“天”之信仰

天信仰是继殷商帝信仰之后出现的一种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从天之源及天帝信仰、诸子经典中关于天之论述、天帝信仰衰落及其对后世之影响三个方面,对早期中国的"天"信仰进行了论述,试图从信仰的角度找到一把打开中国文化的钥匙。

二里头-二里冈时代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约公元前1800年以后,由于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向外强势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文化再次交融联系成更大范围的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其空间结构自内而外至少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中原腹地伟大复兴,达到四海之内唯我独尊的王国阶段,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空间范围和统一性方面得到显著发展。

谭平山与早期中国共青团的关系浅议基于广东团的考察

谭平山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爱国者、民主党派负责人,曾是中共广东党团组织早期负责人。曾参与推动中国共青团早期地方组织——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使广东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团组织创建时期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地区之一,并促成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积极引导青年成长,为革命培养得力助手,在共青团组织创建历程中留下了宝贵足迹,并从中可见其与中共早期党团组织的较深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