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早期书法——以文化为视角

香港早期书法是在移民南下、社会变迁以及中国内地变革和动荡的大环境下,将移植而来的传统延续下去,并以保守的品格,对时代作出回应。偏重帖学的民初太史公体固不必说,即使是二三十年代碑帖并存的文人书法,亦于艺术革新上乏善足陈。然而,在香港早期书法史上,紧守传统却有着特殊的意义。香港早期书法不单表现了书家个人的艺术修为,还在保存国粹的风潮中,寄寓着时人对传统文化的感情,甚至是民族精神的维护。

成为范本:论早期石刻书法的物质性及其知识建构

早期石刻书法的物质性与书法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是过去研究者并不太关心的问题。通过物质性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图像化的呈现方式使得各类早期石刻书法的学术性质同一化,成了一种“纯粹书法图像”。对书法图像的包装、复制及出版等环节使其获得了经典艺术物质层面的“相似性”,从而进入了某种经典艺术史的图像叙事脉络。

毛泽东早期书法历程及其艺术风格的形成

毛泽东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与演进,与其早期在书法技能上的基础性训练密不可分。对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取法对象与摩习路径进行考察,可以分析归纳出影响其日后书法风格的基本原因与内在理路,以及他在书法实践上的方向选择与审美追求。1921年之前毛泽东的文稿手迹,大致有六类:结体规整、用笔精良的小楷;纵向取势、楷法入笔的行楷书;字形横拓、用笔圆转的行楷书;字势连带、笔锋外拓的行书;结体雍容、行笔内敛的行书;造型典雅、运笔灵动的行草书。通过爬梳对比毛泽东的文稿手迹,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毛泽东青年时期的书法实践,遵循了"小楷—行书—草书"的路径;第二,毛泽东在早期书法研习上表现出十分明显的主动性、针对性与包容性;第三,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书法呈现出继承重于创新、传统重于个性的特征。

从吴昌硕《朱子家训》观照吴氏早期生平及隶书风貌

近代书画大家吴昌硕以诗书画印皆擅长而享誉海内外。其书法诸体皆精,尤以石鼓文最为著名。隶书作品相对少作,而以楹联居多,吴昌硕早期隶书更稀有。本文旨在通过吴昌硕早年隶书《朱子家训》,作为一个切入点,观照吴昌硕早年的名讳、故乡安吉之古称、吴昌硕与施氏舅家之关系、吴昌硕早期书法之面貌等。

李可染早、晚期书法比较论

李可染早期(20世纪40年代)题画书法线条自然流畅,富有弹性,骨力雄强,字形大小错落,天真活泼,奇趣横生,章法浑然天成,风格多样,具有很强的抒情写意性。晚期(20世纪80年代)书法沉雄、厚重、刚健、奇崛、拙朴、雍容大度、金石味十足,风格独特、强烈,但线条略显迟滞、刻板,结构平板、沉闷,缺少自然、生动之趣。晚年书法的缺陷是过分追求个人风格从而压抑激情和天性,刻意雕琢经营所致。

北魏平城时期碑铭略述(一)

北魏太武帝《皇帝东巡之碑》、太武帝《嘎仙洞祝文》和文成帝《皇帝南巡之颂》三种石刻碑记,均为北魏政权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定都时期的石刻作品,其所记内容和书迹不仅可弥补史籍记载的不足,而且对北魏早期书法的研究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董其昌的方外交游与禅悦

董其昌交游圈研究是董其昌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但针对董其昌交游的僧人进行撰述的研究较少。晚明的禅悦之风炽盛,士大夫无不欲结纳僧人,尤其以东南“三吴”之地为最。僧人代表的“方外之交”与董氏的禅悦活动及其“以禅喻画”有着深层的内在联系。本文将就董其昌和僧人的交游以及相关的禅悦与艺术活动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