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秉笔华士”群体的滥觞——对近代早期传教士中国助手群体及其编译出版活动的考察

在近代中国开埠前的30多年时间里,伴随早期新教传教士的东来,一批中国文士以助手身份及独特工作活跃于广州、澳门地区及南洋地区。其作为一个群体的出现,是早期中西交流的地域特征、传教士对汉语与中国文化知识的需求及中国文士的谋生考量等因素共同促成的。他们协助传教士编纂双语词典等汉语学习书籍,与其合作翻译《圣经》等基督教文献,合力编译出版西学中文期刊及著述,在双方共同演绎的近代早期跨文化传播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传教士的身边人,他们明显受到基督教的不同层面的影响,有的还比较深入,但保守儒家理念的特征同样明显。他们作为下层文士的身份构成,中国传统教育的背景与文化素养,与传教士雇佣合作关系形成的历史动因,在双方合作编译出版活动中的角色作为,徘徊于儒耶之间的文化思想倾向,无不具有后来大规模涌现的“秉笔华士”群体的基本特征。可以说他们是晚清“秉笔华士”群体的滥觞。

早期传教士作品中的新词创制

唐代初年基督教传入中国,到明末开始引起思想界的强烈反响。在特定语言环境中成长、发展的基督教,要在另一完全异质的文化语境中得到充分表述与阐释,涉及到语言上的适应与转换。在基督教中国本土化过程中,明末清初的早期传教士作品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可贵尝试。他们为翻译圣经、讲解基督教教义时,创制了新词,这些新词可以分三类:一类是音译性的新词,一类是词汇性的新词,还有一类是根据中国传统观念与汉语习惯创造出的附会性用语。

论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汉学研究

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开启了美国汉学研究的大门,对美国认识近代中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本文以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汉学研究为中心,选取裨治文、卫三胃、丁韪良等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传教士为主要介绍对象,分析总结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汉学研究的特点,突出传教士对早期美国汉学研究的重要性。

早期在华传教士“独厚儒学”原因初探

受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和怀着对中华悠久文明的敬仰,以及出于发展自身、与新教抗衡之目的,以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为代表的基督教士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在传教期间,他们基于传教现实和教义融合的考虑,“借儒宣教”、“独厚儒学”,成功地促成了中西哲学思想的一次大融合。他们的传教策略与在传统儒学接触中所采取的承认、包容和尊重态度对于我们今天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有巨大的启示作用。

明清传教士作品对儒释道思想的实指化误读倾向

明清时期的早期传教士在介绍、传播基督教思想的过程中,在思想策略和具体言说上都采取了类比策略。在他们对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的解释中,蔓延着实指化倾向。这集中体现在对某些范畴、概念的有意误读和对某些人物、神话的有意还原上。

开拓与会通——《委曲求传——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汉英翻译史论》评介

邓联健的《委曲求传——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汉英翻译史论》一书采取翻译史书写的会通视角,研究了19世纪前半期新教传教士的汉英翻译活动,开拓了翻译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可以预计,该书的研究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研究19世纪在华西人汉英翻译活动。

早期来华传教士活动特点及其影响——以马礼逊和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及其参与英国对华外交政治为例

本文以马礼逊和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及其参与英国对华政治外交为例,分析了早期来华传教士活动特点及其影响。文章指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传教士和殖民扩张势力的合流,是历史的必然,这也使当时的传教活动在中国并不成功。文章也肯定了马礼逊等在传教事业上所做的基础工作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

法国汉学界的中国上古神话研究

中国上古神话是法国汉学研究的基本课题,沙碗、马伯乐、葛兰言等均在该领域倾注了不少心血。尽管上述汉学家与中国学者有不同程度的互动,但并非受到中国学术的影响。从学术范式及研究时间看,法国汉学家的学术应是承自欧洲学术传统以及早期传教士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

《神学大全》入华初探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及其《神学大全》(Swmna Theologiae)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研究的热点,随着段德智翻译本的陆续出版,对《神学大全》的研究更是屡出成果,但主要集中在其自然神学思想、语言哲学、伦理及美学等方面,对阿奎那思想自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过程及其《神学大全》的早期中文译介则关注不多,本文将从历史学角度初步梳理阿奎那《神学大全》传入中国的过程及其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