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迪逊问题”与美国早期国家的发展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州先于联邦而存在,是独立的主权实体。在制宪建国过程中,州在新的政治秩序中占据什么地位是争论的焦点。著名的“麦迪逊问题”所涉及的不只是麦迪逊个人政治立场是否发生变化,更突出地反映了美国早期国家发展中的路径之争:是构建全新的联邦主权国家,还是尽可能捍卫以州主权为基础的联邦制国家。考察麦迪逊面临的挑战和遭遇的失败,并分析维护州主权的政治人物如何回应联邦主权国家的构建,可以看到迫于反对者的压力,麦迪逊在1787—1788年批准宪法之争时期就已经改变了其之前的国家主义立场,强调维护州主权。这种改变不是发生在联邦政府成立之后。从麦迪逊的视角来看,他此后捍卫州主权的行为是在维护批准宪法时期各方都认可的国家体制,反对联邦政府的集权扩张。

早期夏文化与早期国家问题初探

考古学文化所对应的夏文化,即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先夏)—王湾三期文化(先夏与早夏)—新砦期(后羿代夏)—二里头文化(夏中晚期)。中原龙山时代文明化进程加速发展,各种文化逐鹿中原,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趋势,由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终至夏王朝诞生在中原腹地——嵩山地区。其时,大禹治水体现的行政组织与管理机构的存在,禹画九州对固定地域实施的统治与贡赋制度的出现,夏桀囚商汤于夏台即监狱的出现,武力征服导致频繁的战争,考古所见社会分层与分化的材料,血缘关系逐渐被地缘关系取代——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出现,体现王权的宫殿、宗庙等高等级建筑滥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成熟于二里头文化时期,以上表现大体对应了早期国家的若干特征,反映出国家的初级形态即早期国家——夏王朝的样貌。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和新砦期,以王城岗、瓦店、古城寨、新砦、花地嘴和东赵等遗址为代表的早期夏文化,已进入早期国家。

尧舜共同体的早期国家特征论析

尧舜共同体在国民结构上出现了血缘与地缘的结合,具备了按地域划分国民的国家特质;在国家权力上社会公共权力得到发展,并初步具备了王权特征;在国家结构上呈现出复合制国家结构的初期特征。这三点与夏商国家具有基本的一致性,是其进入国家阶段的重要体现,唯其仍有一定原始性,所以可称为早期国家的初始阶段。文献与考古材料对尧舜共同体时期社会发展的反映有一致之处也有差异,其差异体现了早期国家初始阶段社会发展的三个特点:早期国家初始阶段,具备国家要素的城邑(或中心聚落)为少数,大多数古城和聚落的发展仍比较原始,规模小,社会形态单一,仍以血缘组织为统治基础;进入早期国家初始阶段的城邑(或中心聚落)大多规模较小,影响有限;从全国范围看,早期国家初始阶段社会发展处于多中心状态,直到夏商时期中原地区的核心和主导地位才得以凸显。

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历史课堂深度教学探究--以《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教学为例

本文以部编版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一课《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为例,对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历史课堂深度教学进行探究,指出教师可在对高中历史教材深入研读与深度挖掘的基础上,通过从学生感兴趣的历史入手、从历史基础知识入手、从历史概念入手、从当今史学研究入手等,将挖掘出的素材、内容有效传授给学生,旨在提高高中历史课堂的教学效果。

酋邦、早期国家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问题

当代人类学者提出的酋邦理论,对于完善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早期社会组织进化的学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酋邦可以对应于我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天下万邦”的“邦”,即今日治先秦史者经常提到的“族邦”。这样一种氏族结构不仅存在于中国前国家时期,也存在于国家刚产生后的一个阶段。一些中外学者称中国这样一类结构特征的文明古国为“早期国家”,以别于在下一个历史阶段产生的古希腊罗马国家,这种说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种补充。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几个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有关中国早期国家的概念存在着分歧。我们认为中国早期国家是指夏商周三代已具备公共权力，但社会仍滞留在居民血缘组织基础之上的政治组织。所谓中国在龙山时代就已出现了早期国家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则是走的部落联盟酋长因其职务的“独立化”转变为“社会主人”这样一条路径。

西周为早期国家说

早期国家既不同于现代国家,也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古代国家有所区别。西周是紧接着周人原始社会的解体而出现的国家,它具有许多从原始社会继承下来的旧传统。各种奴役关系都已存在,却没有任何一种关系占有明确和绝对的优势。同对,西周国家又不断地扬弃着原始残余,始终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中。西周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连续性、复杂性及不稳定性,正是早期国家的基本特征。

群落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中,方国的出现是十分重要的标志,而从分散的聚落向方国的演进过程,则是其最为重要的环节。从聚落群内诸聚落关系的演化到群落的出现,从群落组织体系的形成与群落权力的实现,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道路,既不能简单地用部落与部落联盟理论解释,也不能一味地套用酋邦理论,而是应当立足于从群落向方国的演进实际,探讨早期中国特有的文明发生之路。

社会进化模式与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性质

根据学界对夏商奴隶制社会的认定,文章探讨了前苏联社会进化模式和意识形态对学术思维的影响。在介绍和讨论了国内外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后,文章呼吁考古学要走出一味收集资料、囿于文献和公式化概念进行研究的倾向,力求从具体的材料来客观探究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性质,为世界早期文明探源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陶寺与尧都: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

尧时代是早期国家开始从血缘政治走向跨血缘政治的转折阶段,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其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决定了尧时代的许多思想、制度对后来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由于时代久远,文献缺乏,我们关于尧及其时代的了解还十分有限。尤其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众多考古发现如何与文献记载的历史时代相对应,也是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陶寺与尧都: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从文献出发确定尧时代的主要成就与特征,即与夏商周接替、政治盟主身份、天文历法成就、龙图腾崇拜等,然后与陶寺遗址的时空定位、文明水平、天文遗址、龙图腾器物等进行对比验证,推论陶寺为尧都。本文的方法、论证过程和结论都严谨可信,是将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范例。如果能将陶寺文化与周边文化加以对比,加强陶寺文化对周边文化的吸引及对外影响,对于尧都地位的论证会更有力。

夏朝的建立与其早期国家形态

夏朝建立在古河济之间。其建立的途径,是夏后氏首领大禹通过率领在此地区居住的众多族邦治理洪水,从而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以至最终发展成为君临在众邦头上的专制国家的君主。夏代国家实际就是一个大邦统治下的众邦的联合体。所谓"夏人",即是包括夏后氏在内的这些族邦的部民。夏代最主要的国家制度:一是夏后氏一家的"家天下"继承制度,一是为分别众族邦亲疏远近而设立的内外服制度。夏作为一个早期国家,同样具备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到的国家出现应具备的两个标准:一是"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一是"公共权力"的设立。由于构成夏朝地区组织的各个族邦依然是一些血缘组织,因此我们只能视夏朝为一个早期国家。

早期国家的财政文明——三星堆文化遗存的启示

应用历史学研究中的早期国家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的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和财政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方法,根据三星堆古文化遗存中的青铜器、祭祀土台、古城墙遗址和治水遗迹的考古文献资料并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可以认为三星堆古国的财政是一种早期国家财政,其基本特征是财政资源凝聚于祭祀活动和常备军支出方面,同时亦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治水等社会公共需要的费用,并且财政文明中财政先于国家产生而存在。另依据古代文献,三星堆青铜器及其财政文明可能来自于中原夏代王朝,这是个需要考古学和财政史学的进一步研究才能加以证明的观点。

国家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态

国家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的问题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老课题,也是社会科学领域中迄今为止没有得到圆满解决的老大难课题。至少在两千多年以前,一些处在已经形成的国家之中的有心人,面对不同的国家形态,就试图对这类问题加以解答,比如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里比乌斯,古罗马的西塞罗,古代印度的释迦牟尼、希伯来的先知等等。启蒙时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此更是进行过无以数计的讨论,提出了不少假设,形成了不同的解释体系,然而却没有一种假设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究其原因,无非是有关的一手史料匮乏,极端缺乏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在场记录。

论我国早期国家阶段青铜礼器系统的形成

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时代的精英阶层从陶质、漆质和玉石质等既有礼器组合中寻求模仿对象和创新资源,最终在二里头文化后期即夏代晚期形成了以爵、盉、觚、戈、钺、牌、铃等为基本器形的青铜礼乐器组合。商礼对于夏礼的"损益",既体现在铜鼎、铜鬲等新的器物种类的使用创新方面,也表现在对于多种既有玉质、陶质礼器的扬弃上。夏商时期的铜礼器,被精英阶层赋予了"协于上下,以承天休"的神圣礼仪功能,从而成为政教合一情势下精英阶层的强有力的统治工具。至少从龙山时代中晚期开始,青铜器制作工艺和匠人集团便为精英阶层所直接控制。作为我国古代文明特质之一的铜礼器,在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谈上甲至汤灭夏前商族早期国家的形成

自上甲至汤灭夏前的商部族,究竟处于文明进程的哪一阶段,学者间存有很大分歧。殷先公先王自上甲以后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商汤灭夏前已初步形成了部族奴隶方国,建立了国家机器。

戴季陶的早期国家思想与笕克彦

戴季陶的早期国家思想中包含着较多的时代因素。在理论上他的国家思想直接来源于他的日本老师笕克彦。他信奉笕克彦的自由意志说,否定国家契约说。他认为后者缺乏现实的依据。戴季陶在吸收笕克彦的国家理论的同时并没有完全照抄,在国体和国家目的等方面,他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民初的思想界有其存在的价值。

早期国家之黎明─—兼谈良渚文化社会政治演化水平

本文结合文献研究来探讨国家起源的过程，并从民族学和考古学对良渚文化的政治社会发展水平作一初步比较，尝试一种判断国家形成的考古学标准。

二里头: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中的一个关键点

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从注重陶器分期和文化谱系转为专注于遗址的空间构造,大致掌握了这一中心都邑由小到大、由盛转衰的历程,已可重建二里头作为都邑的总体态势。考古发现证明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就宫室建筑的空间规划和都邑的总体布局而言,二里头都邑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作为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社会,二里头文化对其他青铜文化影响甚巨,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

由禅让制度论及尧舜时代我国已进入中国早期国家阶段

尧舜禹时代实行的禅让制度是与夏代以后王位世袭制度迥然有别的政治制度。学界一般认为禅让是前国家阶段政治情况的反映。其实,实行禅让制度的尧舜时代已具备与其后的夏商周三代相同的社会特征,文献和考古学方面都反映出这种情况。当时各方国内部已经确立王位世袭制度,禅让只是方国之间推举联盟首领的制度。处于早期国家阶段的尧舜禹时代与战国以后的国家形态还有一定差别,而具有一些区别于后世的自己的特征。

试论日本早期国家官制的形成与发展

因为卑弥呼女王的王权尚处于早期的原始阶段，故其官制很不完备，只能说是出现了早期国家官制的萌芽。倭五王时期的官制还是属于一种日本早期国家特色的以地方首长和大王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带有浓厚的贵族血缘特色的统治形式，具有非制度化的特点，而且其官职大多受中国官职的影响，氏族血统作为授予职位的唯一依据。不过与弥生时代的邪马台国的官制相比，则已经标志着日本早期国家官制的形成。圣德太子所实施的冠位制进一步发展了日本早期国家官制，作为早期国家官制发展的一个顶峰，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由此形成了日本古代国家官僚制度的核心一位阶制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