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态

国家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的问题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老课题,也是社会科学领域中迄今为止没有得到圆满解决的老大难课题。至少在两千多年以前,一些处在已经形成的国家之中的有心人,面对不同的国家形态,就试图对这类问题加以解答,比如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里比乌斯,古罗马的西塞罗,古代印度的释迦牟尼、希伯来的先知等等。启蒙时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此更是进行过无以数计的讨论,提出了不少假设,形成了不同的解释体系,然而却没有一种假设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究其原因,无非是有关的一手史料匮乏,极端缺乏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在场记录。

辽西地区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研究综述

辽西地区的早期国家研究主要滥觞于有关该地区的文明起源研究中,并以“早期国家起源模式”和“早期国家形态”为两大核心内容。其中,有关辽西地区早期国家起源模式的探讨,大多着眼于对该区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主要可归纳为“古国—方国”“部落联盟—古国”和“酋邦—早期国家”三种模式;有关辽西地区早期国家形态的讨论,主要可概括为红山文化的“古国”类型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方国”或“王国”类型。这些探索和总结为辽西地区早期国家的起源与形成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有关认识分歧较大,并且在研究方法、相关概念内涵的界定、研究对象的选择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良渚的国家形态

大量考古发现显示,良渚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具备了可以讨论其形态的成熟条件。不仅精美的玉器、漆器、丝绸、象牙器、陶器,以及高超的木作建筑,意味着良渚的社会分工十分发达,农业和手工制造业之间存在确凿的分工;众多墓葬资料也反映了良渚社会分层十分明显,已经是阶级社会;包括良渚古城和水坝在内的一系列新发现,更是大大丰富了对良渚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良渚拥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深彻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明确的城乡差别;良渚古城与周围广大地区结成了不可分割的经济体;良渚社会存在武力、暴力;其宗教信仰还具有明显的一神教特点。因此,各项发现皆明确指向了良渚古城内存在一个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也即良渚的国家性质;经过人为精心规划设计的良渚古城,在建设过程中完成了宗教信仰的神格化,用以凝聚和管理良渚社会;整个良渚社会确实存在一个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中央"联系各"地方"中心的网络结构。

世界文化遗产“良渚古城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研究

良渚古城遗址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以建造于距今约5300-4300年间的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展现了长江流域早于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多元一体"特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与此同时,良渚古城遗址在空间形制上展现出的向心式三重结构--宫殿区、内城与外城,成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进行社会等级的"秩序"建设、凸显权力中心象征意义的典型手法,揭示出长江流域早期国家城市文明所创造的规划特征"藏礼于城",拥有东方城市起源的某种"原型"含义,在其后的5000年中国古代礼制社会的绵延发展中,一再被统治者们应用于都城规划设计;良渚古城遗址所展现的"水城"规划格局与营造技术,反映了人们在湿地环境中创造的城乡特色景观,展现了5000年前中华文明、乃至东亚地区史前稻作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用唯物史观解读先秦时期国家的发展变化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弛就是说，恩格斯认为，国家是在氏族制度瓦解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它不是对氏族组织的简单继承，而与氏族组织有着根本的区别。

夏史四题

本文对夏史和夏代文明的几个重要问题展开论述,对夏朝的历史地位、'夏后氏官百'、《禹贡》'九州'以及夏书、夏历、夏礼诸问题提出了一些见解。

陕西府谷寨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府谷寨山遗址位于榆林市府谷县,处于陕、晋、蒙三省交界处,位于神木石峁遗址东北约60公里处,是石峁文化的次级聚落。寨山石峁文化大型墓地,这些墓葬并不是孤立的,共同构建起石峁文化墓葬的基本框架,体现了4000年前中国北方地区早期国家形态下的丧葬礼制和等级意识,为研究早期国家起源、发展模式和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墓葬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