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如何可信?——以早期文本对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记载为例

《左传》对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时间有明确记载,叙事详细而生动。近年来出土子犯编钟铭文为重要的青铜文本,其铭文明确记载“五月丁未”为城濮之战胜利后,向周襄王献楚俘的日期,与《春秋》《左传》的时间互相印证;竹书文本《系年》《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成王为城濮之行》对重耳归晋与城濮之战史实发生的时间都有简明记载,与《左传》相关记载互补互证,但由于有的学者对《左传》所用历法不是很明确,时间与事件似乎不相配,进而怀疑《左传》历史记载的可靠性。《左传》杂用夏、殷、周三种历法,但在晋文公“主夏盟”之前主要通行以建丑之月为岁首的殷正,这在重耳归晋与城濮之战的时间记载上有充分验证。时间是编年史的灵魂,这些早期文本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构成了一个共时性的语义场,研究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叙事时间也有助于了解这些早期书写文本的重大价值,同时对《左传》成书及可信度问题也提供了一个具体实例。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的早期文本——重读李祁著《华兹华斯及其序曲》

作为中国第一部华兹华斯研究专著,李祁的《华兹华斯及其序曲》是不容忽视的。在该书中,李祁详细介绍了华兹华斯长诗《序曲》的创作历程,以五言古诗的形式翻译了其中的重要部分,并提供了对华氏故乡的实地考察经历及其认识。该书从文本出发解读华兹华斯,将华兹华斯与陶渊明联系起来进行比较,体现出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译诗实践价值和学术批评方法价值。1949年以前中国的华兹华斯研究是零碎与片断的,然而也为20世纪后半期研究的拓展与深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索骥还是寻幽:马克思早期文本释读中的陷阱与开新

不从马克思早期文本出发的马克思早期文本释读犹如按图索骥，在索骥式释读中，马克思早期文本成为马克思主义原理等“图”的附属，而马克思主义原理等路标则成为陷阱。文本解读通过强调文本的优先性走出了索骥式释读。当前的马克思早期文本解读主张马克思早期文本的总体性在于马克思的人格、个性，这一理解导致了一些问题。面对这些问题需要更加强调释读的“寻幽”性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指的是一个过程，释读者只有亲自深入马克思的早期文本这一隐晦未明的丛林才能进一步回到马克思。

爱情理想主义者的心灵探寻与情伤反刍——丁玲早期文本创作心理探源

丁玲早期小说彰显着鲜明性格特色的女性意识,成为多重话语的载体。小说言说承载着受五四精神浸染的作者爱情至上的生命意义探寻,以及为情所困、不甘寂寞的爱情伤痛反刍与艰难精神跋涉历程。丁玲早期创作心态主要延续以下思路:其一,以悲悯的情怀与"向死而生"的精神跋涉对爱情体验进行形而上的意义价值追索,藉此升华对爱情体验的珍视,并重新整合自我的情感理性认知;间或,在童年生活的回忆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藉此暂时回避情感伤痛的困境;其二,以轻松、戏谑的喜剧心态对爱情伤痛进行回味、权衡,试图消解因内心失衡而生成的心理能量,以此来获取重新平衡内在心理的支点。

恩格斯在马克思批判对象转变中的作用——基于恩格斯早期文本的考察

从1843年到1844年,马克思的批判对象从政治转向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在马克思这一转变中提供了经验材料、写作大纲和哲学方法。这次转变,使恩格斯的天才构想被理论化,马克思对物质利益问题的困惑得到解决,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诞生。考察恩格斯在马克思批判对象转变中的作用,有利于驳斥西方学者“马恩对立论”的教条,增进对马恩关系的认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

神圣书写与早期文本的记言转向

早期文本的“记言”是以《左传》为分水岭。殷周时期,以甲骨卜辞及《尚书》为代表的“记言”内容,延续的是一种宏大叙事与神圣书写传统,主要表现为一种人与神的对话模式,其言说主体具有无上的崇高性,是神性与权威性的结合。春秋时期,以《左传》为代表的“记言”内容不再是对神谕的遵循以及民族重大事件的记载,而是转向关注人的生活与德行,记录个体的言论,呈现鲜活的个体生命。由此,早期文本的叙述中心从天上的神灵转入人间的礼法,从神的意志转向人的意志,从宏大叙事转向个体书写。

公共性与早期文本的作者问题

"作者"是古代文学研究赖以建基的重要概念之一,文本的权属和个体性是其核心义素。其单一性特点与早期文献复杂的成书状况存在矛盾。在中国早期文本的解释体系中,文本的公共性是更为重要的问题,个体性的作者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首先,作者是传统文道关系的中介,古人往往穿过作者而建立文和道的直接联系,作者在其中好像是透明的;其次,古典解释传统更偏重于文本的功能,并因此有了"情境取义"的解释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作者也是近乎透明的存在。文学史研究导源于18世纪后期的浪漫主义思潮,与欧洲文化变革有密切关系,其方法更适用于国别文学史,而非古典文本研究。

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精神现象学》因素——兼论马克思社会概念的演变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借鉴了《精神现象学》的异化逻辑。《精神现象学》中关于共同体(伦理实体)由个体活动生成并与个体相互作用的思想,在马克思的《穆勒摘要》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得以初步体现,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创造性利用。

《老子》諸本的四字句與早期文本的演變規律——基於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文本比對研究

本文以《老子》諸本中的四字句爲主要考察對象。通過全面對比其出土和傳世文本,並加以統計分析,發現《老子》文本中的四字句占比具有隨文本年代的推進而逐漸升高的規律,虚詞的减少和增加是最爲常見的造成四字句變化的途徑。在此基礎上,本文探討了該文本演變規律的成因,認爲四字句在《老子》文本内部和其他衆多早期文本的所有句式中占比最高的事實誘發了這一變化,漢語語言本身的特質又爲該變化提供了可能;這一變化應非源於傳承者全面系統的、有明確主觀意圖的行爲,而更可能是隨興的改易。最後,本文又對其他早期文本的四字句情况進行了分析,發現其中也存在着同樣的文本變化趨勢。而這一規律還可應用於對文本要素時代的判斷上,從而能昭顯某些文本中遺存着的較爲古早的因素。

怀疑与重建:柯马丁楚辞研究述评——以《剑桥中国文学史》为中心

汉学家柯马丁负责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楚辞》篇章。他的书写关注文本本身,不仅契合普通英语读者阅读习惯,而且对《楚辞》形成的文化背景以及后世建构等进行了呈现。在继承汉学家一贯的怀疑态度之上,他以出土文物为依归,并从文学文化史、文化记忆角度重新审视《楚辞》。他对文本本身、后世建构的思考以及回到“早期文本”的努力,与国内研究范式相异,其中自有不当之处,但也有助于从方法论层面探讨早期文本与作者、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信”与“疑”的问题。

马克思哲学变革意义辨识--兼与学界同仁就“哲学终结论”商榷

马克思在1845年春天哲学变革以前确实抱有在现实中"消灭哲学"又"实现哲学"的思辨观点,但在哲学变革以后,就完全转到以"科学"、"实践"取代"哲学"的立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本质不在于"重建哲学"或"以新哲学取代旧哲学",而在于以"科学"、"实践"取代"哲学",以"科学共产主义"取代"哲学共产主义"。国内一些学者仍把马克思哲学变革之前的一些早期文本作为解读"哲学终结论"的重要依据,并把"哲学终结"理解为"哲学重建"或"哲学实现",这是对马克思哲学变革本质的误解。

一篇可能失传的经典:《摄命》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捌)》中收录了一篇整理者题为《摄命》的竹书,整理者认为该篇竹书即是古文《尚书•冏命》篇的原作。本文旨在对此论点进行评估,并通篇翻译全文。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该篇竹书对现有西周史研究可能产生的史学影响,以及该篇竹书从成篇(可能早在公元前9世纪)到抄成(约公元前4世纪)的实际流传过程。

“贰”“忒”同形及其影响考论

通过比对梳理出土与传世材料,可知"贰""忒"同形现象至迟在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存在;此现象的出现,盖因晋、楚等国分域造字、用字所致。值得注意的是,分域出现的同形字在后世使用,尤其是两汉人在转写先秦典籍的过程中发生混淆,产生了长久的系统性影响,具体表现为文字异读、典籍文本异貌以及儒者解经、释经意见的歧出等多种后果。

“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22年4月9日至10日,由上海大学文学院卓悦教授策划,上海大学法国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与上海大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学术研讨会”在线上召开。会议围绕《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以下简称为“《悲苦剧》”)这一核心文本展开了对本雅明的寄喻概念、哲学方法、语言观、艺术研究等方面的讨论。学者们在文学、哲学、艺术等领域的深入发言,推进了对本雅明这一早期文本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