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日本社会主义学说经典著作的汉译考察——以村井知至著《社会主义》为例

清末民初,以留日知识分子为译介主体开启了日本明治时期社会主义学说著作的译介进程。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重要事件,早期留日知识分子对日本社会主义学说著作的大量译介,为20世纪的中国输入了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术语。该文以村井知至著《社会主义》的汉译为考察案例,通过译介底本和译本的中日文双语对比考证,从翻译学和文献学的视角考察留日知识分子在中日文语境下对社会主义学说的解读和阐释,以探究早期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过程。

社会主义术语的中日共享与创出--以日本文献的早期汉译为例

本文基于20世纪初的汉译社会主义著作,通过中日两国文本的比对,考察了社会主义术语的早期汉译方式及其特点。研究表明:我国知识界在将社会主义基本概念转换成汉语之早期阶段,译者们从日文诸底本中直接吸收汉字术语,这是最主要的方式,也是有效的捷径。在吸收日语中社会主义术语的同时,译者们还努力进行着新术语的创制。这一时期创造的术语,由于受日文底本的影响,加之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解不足,很多汉译还不够准确。尽管如此,术语的创制与中国术语共享,为我国社会主义术语的早期汉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早期国民党人传播社会主义学说的历史地位

早期国民党人传播社会主义学说的历史地位陶季邑从辛亥革命时期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胡汉民、戴季陶等早期国民党人一直在探索与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们传播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

社会主义在华早期传播与日本

社会主义在华早期传播与日本辽宁大学李坚沈阳建工学院金韧社会主义学说传人中国，日本曾经是主要渠道之一。中国最早接触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与日本有很大关系。社会主义在华传播的历史进程与日本有怎样的具体联系？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中...

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辨析

对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即:认为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早期传播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并碰壁之后,人们才开始传播社会主义学说的;而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又是先传播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再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

李大钊与日本社会主义同盟

1984年10月,在河北省乐亭县举行的李大钊学术讨论会上,出席会议的日本东洋思想史专家后藤延子教授最早提到李大钊曾经加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问题。她的根据是1971年8月号的《图书》杂志刊载的山道健太郎《巴黎公社与日本》一文,其中介绍了作者保存的该同盟名册,有“李大钊(加)支那北京大学内,丸山幸一郎(加)支那新支那社……”的记载。在李大钊名字上方并写有“50枚”字样,大约是指已付给该同盟宗旨书50册的意思。

梁启超介绍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几个问题

谈起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人们自然会提到较早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梁启超．国内外的一些学者都曾指出：“梁启超作为一个比较了解欧美思潮的知识分子，本来是最早在文章中提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人”；“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的那篇文章，是中国第一篇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日本渠道

五四运动前,由于文化同源、地缘优势、政策鼓励等因素,日本渠道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一个主要渠道,以李大钊、李达、李汉俊、施存统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受到日本渠道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早期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主体性作用,中国既从日本渠道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可避免受到其消极影响。基于对早期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及其思想的历史和辩证的研究,考察日本渠道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联系,以中共早期成员对日本渠道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传播为重点并总结其特征与影响,对于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事业,增强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乃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神髓》的中译问题及其它

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1871—1911)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是“奠定了日本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重要著作之一。该书中译本最早系统地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使不少中国留日进步学生和早期革命民主主义者从中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因此,弄清这部“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中译的时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的研究,显然具有重大意义。

空想社会主义的宗教困扰

在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中,有一个现象很引人注目,这就是:这些著作散发着宗教的浓重气息。为什么会这样呢?宗教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本文拟对此进行剖析。一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历史,从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算起,到19世纪中期已有300多年之久。在这3个多世纪的岁月里,阐述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犹如夜空中的星光竞相闪现。在这些闪光著作中,既有对劳动人民深表同情的诉说,也有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愤怒揭露,更有对美妙未来社会蓝图的热情描绘。而在这些诉说和描述中。

中共旅日早期党员与日本关系述论

早在中共创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受到同时代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定影响。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戴季陶等都有过留日求学的经历，并利用日本的资料文献来丰富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和中共创建过程中的日本因素，学界已有专文进行了较为客观、深刻的阐述，本文主要是借助日方有关档案、报刊资料，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两个问题

近年来,报刊上发表了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情况的文章,这对进一步探究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很有启发。但其中有些文章的部分论点却与史实不符。下面仅就两个问题,提出商榷。

1921年以前马克思学说在日本的传播——兼及中国的转译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经由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但是,人们对有关西方革命学说如何在当时的日本传播似乎尚不太明了。简单说来,1921年以前,马克思学说在日本的传播可分为四个时期:转介、翻译、低潮、重新繁荣。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学说的深入接触,就是从中国流亡者和留学生,特别是其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大规模转译日文有关论著开始的。

马克思学说的早期译介者赵必振

一九○三年二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一部日本福井准造著、中国武陵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这是“近代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译著。”在此之前,虽然一些文章和译书中出现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但最多只是略略涉及;也介绍过社会主义学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却都语焉不详。而这部介绍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著作,却以较大的篇幅和赞颂的语言,第一次向中国读者比较系统详细地介绍了卡尔·马克思(本书译作“加陆马陆科斯”)的生平和学说,尤其是剩余价值理论;介绍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

日本还是俄国──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渠道

本世纪初至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人主要从日本得知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以后至中共成立，日本仍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渠道。中国人主要借助日文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大多留学日本，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带有浓厚的日本色彩。中共成立后，俄国逐渐取代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渠道。

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早期传播

近现代陕西人民的革命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辛亥革命失败以后,陕西政局也同全国一样处在剧烈的动荡中。茫茫神州,出路何在?陕西和全国的先进人物都忧心忡忡,在痛苦中摸索。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传来了马列主义,给予了他们以强大的精神武器,帮助他们从苦闷徬徨中解放出来,从而在陕西点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种,开创了近现代陕西革命的新局面。

试评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传播到中国来的?它何以会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这绝不是偶然的,曾经历了中国人民几代人对这一革命真理的反复学习与探索。其中,也包括十月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早期宣传活动。本文试就早期传播中的几个问题做一初步评述,以纪念马克思忌辰一百周年。

列宁早期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

列宁早期的社会主义学说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也是时代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的产物。20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准备力量直接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夺取政权已成为时代的中心内容。当时的沙皇俄国，工农运动风起云涌，革命形势，日益成熟，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

早期国民党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早期国民党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陶季邑２０世纪初，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悄、宋教仁、胡汉民、戴季陶、冯自由等一批早期国民党人对资本主义展开了批判。关于这一历史现象，学术界至今仍缺乏系统论述。本文拟对这一历史现象作一探讨，以求教正。２０世纪初期，孙中山等早期...